《宿命：孤独张艺谋》收录了周晓枫自年任张艺谋文学策划以来，与张艺谋一起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其中劲爆的内容爆料让人应接不暇：张的出身并非农民，他的爷爷毕业于老燕京大学，当年是临潼大户，家宅比乔家院子还大，父辈哥仨皆师出黄埔；巩俐曾问他：“你爱不爱我？”他的回答是……
史泰龙不会笑，张艺谋不会打哈欠
合作数年期间，我从没见张艺谋打过一个哈欠，他好像天生就没有那个功能，至多只是几十个小时没有睡眠过后，眼睛里有点小血丝。史泰龙不会笑，张艺谋不会打哈欠。
事实上，在工作两年以后我就开始秘密等待那个神奇的瞬间，有一种越来越重的好奇心，甚至带有恶作剧般的期待，但我的希望日渐渺茫，比守株待兔还难，我像等着一只落在极地上的孔雀开屏。只有一次短暂的瞬间，张艺谋困得热泪盈眶，令我一阵窃喜??结果，我依然失望，没有等到那个历史时刻，他像鱼一样不停开合的嘴并没有像被口腔医生检查喉咙一样张大到鳄鱼的程度。
我熬得脱形，白发频生，再看他老人家神采奕奕，不禁半是谄媚半是抱怨地说：“难道您就不需要休息吗？别人可不能像你似的，奔驰只烧奥拓的油量。”他点头：“是啊，他们都说我体能超强。不过最近还是有点疲惫，是不是看着跟野狼似的？”当时我困得眼花，看他凸颧骨、深眼眶、两颊对称下陷，我心里哀叹一声：没人说过你长得像骆驼吗？怪不得，比一般的大牲口能扛多了。
逮住就往死里谈，谁睁着眼谁倒霉
据说，张艺谋打出道就以此著称。拍摄电影《活着》的时候，张艺谋边拍摄边改剧本。每天结束拍摄后，把主创集中到一起，讨论接下去的剧本内容和表演方式。熬到最后，人声渐息，编剧芦苇像木偶一样僵住，全身只有两个手指头活动，用于控制录音机的按键，把张艺谋的想法先录下来，等思维复苏时再领会精神。主演葛优半梦半醒，他的脸上用打开的剧本盖住，从剧本下偶尔发出一两声鼻音儿，剧本封面赫然上书两个斗大的黑体字：活着。张艺谋不挑人，谁睁着眼睛谁倒霉，被张艺谋逮住就往死里谈，直到对方失神、呆滞的眼睛终于闭上。张艺谋就在旁边等着，他的眼睛跟探照灯似的来回扫射，看谁把眼睛重新睁开——谁敢把眼睛睁开，他就接着跟谁练。
作家毕飞宇曾跟我说，当年给《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当编剧，张艺谋这个可怕的习惯，令人丧胆。剧组人员远远见到张艺谋，望风而逃。有时，毕飞宇实在困得不行，只好逃回宾馆自己的床上，张艺谋追杀而来。尽管毕飞宇半躺半坐、半死不活地赖在自己的床上，张艺谋依旧不肯放过，围着毕飞宇的床打转，跟他商量这样那样的情节，活像牧师围绕弥留者的床。终于，把毕飞宇熬得活活昏死过去，张艺谋才怅然若失地离开他的房间。
电影拍摄期间，张艺谋的小宇宙爆发起来更为可怕。他白天拍摄镜头，晚上完成剪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数月如此。所以，他的电影关机不久就能完成粗剪。
对于张艺谋来说，工作不是惩罚，是他持续的沉迷。我怀疑，张艺谋若是被俘，严刑拷打不管用，铁嘴钢牙，不招！只要把张艺谋捆到椅子上什么都不让他做，熬不了多久，他就屈服了。著名影人史航感慨过张艺谋这种人，说他：“唯有在工作中如鱼得水，让张艺谋休假？唉，那就相当于把鱼捆到沙滩椅上，让它晒晒太阳、休息休息一样。”
张艺谋自述：“我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不会善待自己。回想我的经历，一步一步碰上好机会，可比我有才的多得是！假如我还在浪费时间、虚度光阴，说不过去。”
这是一个时刻充满激情的逗比
张艺谋谈剧本的时候特别热闹，跟武打人物似的，带动作表演，满场飞。我默默搬开附近的椅子，既怕他碰着，也怕他殃及我这样临近的池鱼。尽管如此，有时在想象巅峰对决时，张艺谋会将一把模拟中寒光逼人的宝剑直接抵向我的脖梗。如果排演的是古装动作片，我一会儿脖子上架刀，一会儿在后背插剑，一晚上得死好几回。
有一次，张艺谋提到自己在国棉八厂的经历。半夜，主任还是工会组长什么的来找，说车间里一个患有精神障碍的工人犯病了，持刀跑出厂区，恐怕发生危险，号召大家一起前去寻找。他们一行人追到铁轨附近，列车正驶来，在车灯照耀的光柱里，惊见那个精神病人缓慢地舞刀，他一边用刀在胸前舞着八字，一边冷笑着等待车头临近。为了逼真展现这个场景，张艺谋一人分饰三角，不停切换，不仅演追踪而来的工人们，演精神病人，最出位的，他竟然还要同时演火车——从鸣笛到车轮运动，他满脸都是东方红火车头的表情。
只要给一点点火药，他就能放一晚礼花
他擅长即兴混搭词汇，活灵活现的，似乎不合常规，但切中肯綮。如果要出去吃顿好饭，张艺谋说：“让我们去补充一些精饲料吧。”从词语表达里，他也能够理解和体察到世道变化，他说：“网络为我们增加了许多新词，同时大量的旧词已消灭了踪迹。像当年的‘投机倒把’这个词已经消失了，变成了‘商业智慧’。”
张艺谋有许多即发的奇谈怪论。比如他说：“中国人把肝肠肺腑之类的内脏看得很重要，很庄严，同时对这些器官的破坏视作勇猛的气节，形容得都非常强烈，像披肝沥胆，像肝肠寸断。总而言之，下水表达是上限。”
讨论剧本时，张艺谋的脑子转得很快。我们七嘴八舌的议论，有时一个不经意的词，就会给他带来巨大启发。他策马扬鞭，绝尘而去，留下惊悸中没有反应过来的我们待在原地。只要给张艺谋一点点火药，他就能放一晚上礼花。
不仅要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地，还要跳高
张艺谋强迫我们想情节，想主意，想招儿，但这绝非易事，因为张艺谋常常先给自己设死局，然后希望大家想法儿从窄缝里的一线生机里挤出去，得见豁然洞天。正因窄门如此狭小，阻隔了多数人，使得兀自闯入的幸运儿得享桃花源之妙——而这种幸运不常光临，我们多是被卡在窄门上，进退不得，呼吸困难，虽生犹死。
那种时候，我真恨张艺谋为什么要把编剧和我逼上绝路，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自我较量和玩命？张艺谋的口号是：“我们不仅要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地，还要揪着自己的头发跳高。”说得轻巧，难道他看不见我们明明已经把自己的头发揪掉、活活变成秃子了吗？没招儿了，我们只好幻想揪住对方的头发，让别人跳高……看起来就像泼皮打群架。
在张艺谋的压迫之下，我常胡言乱语，出的主意求量不求质，让他自己从中甄别。有一次，张艺谋认为主角行动的理由不充分，有些勉强；我觉得够了，只要再补充一点点外在原因的刺激就行，因而一再坚持、不断说明。张艺谋无心纠缠，他反问：“反复说就能说服我吗？这个理由明明不够大，你把它抽得肿起来，它还是原来那个它！你以为肿成胖子，就算换了个人，就能蒙混过去解决问题吗？”
张艺谋的出身不是农民而是大户
有些人据此称之为“农民作风”。说张艺谋是“农民”，其实是以讹传讹。作为中国第一位A级国际电影节的影帝，他在《老井》中饰演的孙旺泉实在精湛，令人信服，觉得这就是一个“农民”的本色表演。加之张艺谋早期电影中，许多都是镜头对准乡村，人物造型也土，许多人便深化了对他的农民印象。张艺谋只在年到年间，在离家不远的北倪村插队三年。短暂的下乡经历，被当作他一生的形象标签。若论真正的出身，张艺谋可离“农民”太远了。
张艺谋的爷爷当年是临潼大户，家宅比乔家院子还大。爷爷毕业于老燕京大学，后来到陕西柞水县当县长。当地匪患严重，政府缺乏财力对抗，爷爷从自家拿出大洋买枪，组织县里的剿匪队。结果出师不利，还没行动，武器倒先让土匪没收，理想以彻底失败告终。张艺谋概括：“这正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假私济公的慷慨，带来的悲剧不仅如此。竟有能力以自家财力购买枪械——张艺谋的爷爷由此暴露了殷实家底，由此被土匪追杀。逃回临潼的爷爷，被土匪围困，又没有及时交上赎金，以至被土匪火烧了院子。家境从此败落，树倒猢狲散。捡回条命的爷爷带着家眷，隐姓埋名到西安开药铺为生。
这位失意的“秀才”，认识到乱世中，家里必须有拿枪的人才能自我捍卫，于是把三个儿子都送到了黄埔军校。
大伯是黄埔九期，年全家去了台湾，直到年才和家里重新取得联系。取得联系的方式，是一张从台湾托人带到美国、然后辗转带回内地的一张六寸全家福照片，背后在每个人的位置，标注着“长子某某、长媳某某”。张艺谋91岁高龄的奶奶，在灯下抚摸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亲人，一遍又一遍，边看边落泪。等到年大伯回到西安，亲人之间已是界隔阴阳，奶奶已带着沉淀40年的思念走了。他们母子自年一别后，此生再也没有见过面。
张艺谋的二伯是黄埔15期，当年属胡宗南部下，曾接受策反，准备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投奔延安。没想到遭到出卖，最后在年国民党军队大乱之际，被处以枪决。这是同为黄埔军校学员的张艺谋的父亲，经过调查，综合一系列线索得出来的结论。有太多的历史细节，就是陪葬于时间的深处，永无昭日的一天。张艺谋本人很遗憾，在父亲生前的时间里，自己忙于工作，忽略与本不擅言谈的父亲之间的交流，家族里的许多往事，到如今都已成无法考据的尘封往事。
言归正传，父亲那辈的哥儿仨，都是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军官；张艺谋的母亲是皮肤科大夫，所以怎么溯源，张艺谋也实在不能说是“农民出身”。张艺谋有着老式手艺人那种本分，加重大众和媒体对他“农民身份”的误读。”
不善管理，情绪化代替理智
一个据说很准的伪科学实验：竖起大拇指，尽量向后扳，第一横纹上面的指端部分向后弯曲的幅度越大，其适应环境的能力越强。我试了试：笔直，自己不是个随机应变的灵活之辈，我的轴，我的较真和僵化，从身体功能性看属先天性的。对比之下，张艺谋拇指上端的弯曲弧度很大，似乎也佐明实验的准确性。但我觉得，张艺谋有个短板，他从来没有得到出色调整，一直是他的障碍：他不懂制度化与行政化的公司管理。
张艺谋只喜欢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自己不想干的事，尤其那种缺乏创造力的杂务，他反感和排斥，一听就烦，最好不要扰乱他的视听。除了对待电影他事无巨细，剩下的，张艺谋希望交由别人代管——从类型上，他确实需要一个“张伟平”这样全面接管的操盘手。张艺谋甚至没有留意其中渐生的危险，被管得越来越多，他的自由也会陷入被管的危机。也许，这是一个不愿全面管理自己的人所付出的代价。
张艺谋的角色是创作者，他的热情和能量集中在那个领域，完全不是工商管理学精英的料儿。他不擅长制定奖罚分明的劳动制度，情绪化代替理性。有一次集中看片，到了约定时间，剪辑师迟到了。张艺谋责问：“是谁通知的剪辑师？”是小助理通知的，并已和剪辑师反复确认，这里没有通知者的任何过错。然而，剪辑师的电话无法接通，粗剪片由她一人保管和开启，她不到，一屋子人就得活活等着。张艺谋急得没有理性的时候，糊里糊涂觉得：应该严重批评小助理。幸亏被在场者的提示和反对，他才恍然大悟般，惩罚只应针对迟到者，其他人无责。
张艺谋很少表扬下属，最早认识他的时候，我认定这是一种掌权者的积习，后来发现，这也是严格要求所致。张艺谋认为，把工作做好是天经地义的本分，一旦没做好事情，被批评同样理所应当。张艺谋说：“如果达不到要求，我不会违心地表扬，哪怕出于礼貌的敷衍也做不到。我明白，作为导演，应该及时给予鼓励，这是职业需要。可我不行，这是缺陷。”
巩俐：你爱不爱我？张艺谋：没问题
记得巩俐刚刚拍完《归来》，只有少数人看过尚未定稿的粗剪片，我算其中一个。巩俐不踏实，忐忑地问我观影印象，让我好生诧异。我认为冯婉瑜的塑造，对电影的完成至关重要，她也是巩俐表演实力的巅峰呈现——因为，我已辨识不出其中的巩俐，就像分娩而出，冯婉瑜成为独立而完整的新生命。我跟巩俐说：“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不管电影未来命运如何，哪怕是个泰坦尼克号呢，你也坐上救生船啦。我们还得在冷水里泡一会儿，正想办法搭上你的皮筏子逃生呢。”我感到奇怪：“看过片子的人都夸你，难道，导演没有表扬你吗？”巩俐说，她心里完全没底儿，导演从不褒奖，在现场拍片时同样如此，顶多被追问之后，张艺谋回答一句：“没问题。”即使在他们两人感情最好的时候，巩俐问张艺谋：“你爱不爱我？”吭哧半天，终于得到三个字的答案，可惜是与众不同的三个字：“没问题。”
张艺谋对自己熟悉的人，不会斟酌方式方法，有些话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而间距远者，他倒妥帖而礼貌，媒体记者和初来的访客会被他的温和态度惊着。张艺谋越直接，说明越不拿你当外人。话说回来，给要求严格的张艺谋干活，工作人员本来就压力大，在他这种“做得好应该，做不好应该检讨”的原则下，纵理解万岁，也难免心怀忧怨。
我家住昌平，接到张艺谋电话紧急开会，而要赶到位于东南四环的工作室颇费时间。我事先告知：“我现在立即出发，路远，一个小时之内我肯定到不了啊，别觉得我磨蹭。”声明无效，我在四环的数个路段都接到助手的“导演问你怎么还不到？”别说堵车严重，就是我开方程式走赛车道，也不可能在他话音刚落，就光速般抵达会议室啊。
还有一次，我正兴高采烈地春游??突然被打断，因为接到他般的火警电话要求我火速赶到办公室。我以大局为重，像黑旋风一样跑过去。谁知张艺谋像刚遇到什么烦心事，拉着一张比黑旋风还黑的黑脸进屋，谁都对不起他似的。没说几分钟话，他就带着不耐烦：“好了，没事了吧？就这么着，我还有别的安排呢。”打道回府的路上，我想着他那一脸轰苍蝇的表情就觉得自己是被打发回去，我悲愤地自言自语：“以为我多想来见你呢？以为我多愿意跟你说话呢？你以为我放着悦目的花红柳绿不看，非要来观赏你这套苦大仇深的五官？你以为我多喜欢伺候你呢？我恨不得大刑伺候！呸！呸！呸！”我忍不住按了一声喇叭来表示内心的愤慨。我还没到家呢，又接到张艺谋的电话。他什么事儿都没有，聊起刚刚想起的一个好主意，他的语气里因为意外的偶得而颇为喜悦。
活活饿死在他旁边，他都未必发现
若想让张艺谋为你考虑得事事周全，不可能；但若你的诉求合理，他也一定不为难别人。打个比方，张艺谋在那里吃肉，如果你想要块骨头啃啃，他没意见，舍得拿出一块给你吃。不像影视圈中的许多人，别说分他的肉了，汤都喝不上，还恨不得把你手中的半个馒头抢过来。可是，若你忍饥挨饿地待在张艺谋旁边，你别指望张艺谋能发现你掉到手背上的口水??更极端地说，你就是活活饿死在他旁边，他都未必发现。张艺谋不是察言观色然后八方送温暖的可人儿，他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都没注意他自己手里抓着、正往嘴里送的是什么东西——我怀疑，即使他啃到的是自己的手指头，痛感也比常人慢上好几拍。
《归来》突然被调去审查，十几个小时毫无音信反馈，不知能否通过。张艺谋中午给我打电话，告知这个令人忧虑的情况。从接他电话到当晚七八点钟的时间里，我魂不守舍、食不甘味，紧张又恍惚，比失恋还难受。到了晚上，实在忍不住，给庞丽薇发了短信，说无论几点，只要有消息请立即通知，我在等靴子掉下来的过程中就像在等刀子掉下来。庞丽薇说，他们下午早就得了信儿，片子通过，还获得好评呢！
我一方面如释重负，一方面气恼不已，给张艺谋发短信质问和声讨：“为什么警报响起的时候告诉我，等警报解除的时候你倒逍遥了，留我在黑暗里继续提心吊胆？！”张艺谋回“哎呀，我一高兴，忙别的事就把你给忘了。”张艺谋这点好，他实诚，不编个高级借口来吓唬你，也不否认自己忘了，他的诚恳容易达至谅解。
更何况，这件事说起来是我过分和苛责。我自己游神散仙似的，终日闲得哼哼，同时也是夸张的健忘症患者，经常因为这种生理缺陷而被怀疑为傲慢自大的品德缺陷。张艺谋每天的事儿密集衔接，他都没有悠然喝茶的工夫，我们不应该要求他百密而无一疏地牢记桩桩件件——那他就不是张艺谋而是速记员了。
鞭打快牛，混事者容易存活
从某种程度上说，张艺谋实在不是个生活艺术家。电影让他忘却烦恼，而生活里，一脑子乱七八糟的琐碎官司令他被动与无奈。遇到合作顺利的搭档，他下次就不想换张儿，回回找他。对待下属也是，谁办事利索、体面、灵活，张艺谋就找谁，他不会过脑子想想，劳动量的分配是否得当。我想人人如此，都怕麻烦，我们在心理上自然依赖那些令人放心的靠谱者，就像电走捷径，知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张艺谋的管理水平不佳，奖惩制度不够严明。他做事力求高效，结果是鞭打快牛；谁不能干，张艺谋发几句牢骚之后也就算了，这使混事者也容易存活。
认识张艺谋之前，人们往往受到坊间流传的影响，觉得他的形象和行事都令人起疑。合作者一开始，未必喜欢他，最初长达几年，我都难以克服对他的敌意。真诚的人要比虚伪的人更快地暴露缺点，因为张艺谋不做技术处理。我们说：路遥知马力——然而，路远到马都乏力的程度，能否坚持到终点？一百个上路的好人，99个死在路上，只剩一个成为终点的幸存者；问题是，他势单力薄，怎么对付途中不断加入的投机者？
张艺谋似乎只宜和君子交往，说起来，其实是不适合与人交往；因为人分好坏，不可能我们遇到的处处光明。只适合交往好人的人，往往把人往好处想——乃至，混淆是非，分不清好坏。
二张相遇就是奇葩遇上奇葩
按照以怨报德的说法，张伟平所作所为似乎也难以解释。毕竟，他因为张艺谋挣了大钱，出了名，耍了威风，给妻儿办好了澳洲身份，而且白拿一套房子、一辆车，张伟平为什么觉得委屈？为什么还要不依不饶？难道，真是“升米养恩人，斗米养仇人”？张太太当初是巩俐影迷，那么喜欢巩俐，后来却编造种种目击者的证词，伤害于她；张伟平始终说，自己对张艺谋最是善待，手足之情也好，肝胆相照也好，都敢拿血肉之躯打比方，结果是背后乱箭齐发??难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
即使不算张艺谋给的演员经纪那笔钱，仅就他给张伟平那套二环与三环之间低密度的北京房产，加上那辆吉普车，按时价来算，已经冲抵张伟平支付的片酬——换句话说，打《英雄》开始，跟张伟平合作这十几年来，张艺谋算是白干了。赔本你倒是赚吆喝呀？可惜张艺谋不仅在经济上颗粒无收，这个阶段他的声誉也下滑严重。张艺谋啊，这是何苦，为了一个概念中的“兄弟情深”？
张艺谋自述和张伟平，就是“两个奇葩的相遇”。张艺谋说：“人在异化的过程中，是难以自察的。每当电影上映，张伟平就引导媒体文章归兄弟情深的方向走。他冒充投资人的时间长了，造型摆习惯了，他真感觉自己就是投资人；文章里描述他如何出手救我于水火，他自己都信以为真，信得热泪盈眶的。因为张伟平越说越多、越说越信，我从不反驳，十几年来重复这个神话，他把自己都骗了。张伟平坚定地认为，对我恩重如山，我不辞而别，才是大逆不道。张伟平自认对我所有的追剿，都出于正义。”
关于近十年来孤家寡人的处境，张艺谋回溯了历史。他还记得，为《幸福时光》投资的杨老板善待自己，酒桌上的张伟平因此被激怒，骂骂咧咧，脸上不好看，嘴里不好听。张艺谋诧异：“杨老板是为咱们投资的啊，怎么又冲突起来了，你这不是把人家打跑了吗？”张伟平的理由是：“我就不能看到有人对你好，不能看到你对别人超过我，我的感情是排外的。”
这样的戏码一再上演，其实出自同一套策略。张伟平编造，说圈外的影视大鳄集体状告张艺谋，甚至让张艺谋看伪造的告状材料，然后，张伟平警告张艺谋江湖险恶，强调：“他们多坏呀，你不要跟这些人来往，只要有我就行啦！”张伟平对靠近张艺谋的人保持高度警惕，尤其向张艺谋表示好感的朋友，他甚至会防着张艺谋工作室的成员——往往挑拨，然后离间。巩俐只是整个布局中第一个被拆除的棋子，随后到来的关系密切者，“格杀勿论”。只有清场，张艺谋才无所依傍??然后，才便于控制他。张艺谋拒绝合影者都有点困难，这种人，怎能拒绝他们未来的种种要求呢？即使是不合理的要求，只要态度上软硬兼软，最终都会达到目的。精神软禁，目的，是为了物质盘剥。
张艺谋的悲剧在于，他可以解决更具难度的智力问题，但无法对付这么低端的世俗手段。越说实话的人，越容易上当，因为他们无法想象有人撒谎时如此磊落，这根本是在他们的习惯、常识与经验之外。张伟平不是靠着多么高明的策划征服了张艺谋，恰恰相反，他用的都是低与暗的操作——就像人类的听域有限，超出的高频听不见，低频，也是听不见的。所以，张艺谋再有艺术智商，也难防被没有文化的头脑蒙骗。
张伟平对张艺谋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他一再强调：“艺谋啊，你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不会防坏人，最大的弱点就是拿坏人没办法。”张艺谋说如今自己深深体会到，张伟平是如何将此付诸实践。
没有谁自认是坏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无辜且正义。明辨善恶尚且如此之难，何况践行？
菩萨慈悲心肠，金刚霹雳手段。没有原则、立场和底线的退让，只能导致姑息养奸。我发现，善良并非绝对的美德。除了自身的懦弱，善里面，还隐藏着看不见的恶。恶，有时只停留于微小的邪念，只有仰赖善的滋养，才能具有罪行那强大而非凡的活力。善作为恶最有效的肥力，直接参与对恶的培养，并且成为恶的催化酶。流血的伤口，才会吸引和召唤鲨鱼；缺陷的人格，就会对丑恶，发出盛情的邀请。
往残酷里说，是张伟平显现出如此的张艺谋，是张艺谋造就如此的张伟平。我不相信，张伟平对待所有人均是如此。张伟平一定有他的慷慨和仗义，一定有他的通达和妥协，否则张伟平就不会结交到任何朋友，甚至不会结交到当初的张艺谋。张伟平与张艺谋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有话好好说》，张伟平给钱的时候，痛快且大方，这也算是张伟平仅有的一次慷慨了——为什么，后来却对张艺谋如此苛刻??黑豆皮上刮漆，古佛脸上剥金，蚊子腹中抽油，鹭鸶腿上劈精肉？张艺谋也令人不解，当第一次发现，人家在鱼钩上都不舍得放饵料的时候，假设你立即一哭二闹三上吊，哪有后面的苦情戏？
简单的一句“交友不慎、遇人不淑”难以解释。从二张身上，人们可以说看到传统社会的温良恭俭让，与商业社会血淋淋的丛林法则，存在巨大的冲突；也可以说是狼与羊的斗争??但从他们的个案上分析，两人之间，甚至不是善恶相遇——而是人性中两种弱点的相遇，是贪婪和懦弱的相遇。互为催生的化学酶，效力倍增；这是极致的相遇，导致极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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