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漫长曲折的演变之路的第一步，年，28岁的棉纺厂工人张艺谋成为大学生。 从咸阳到北京，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土、自己的老，许多年之后他向朋友方希提到这一点。他比应届同学平均大10岁，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 和几个月前刚刚在摄影笔记里虔诚地写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听完了郭老的书面发言《科学的春天》”的张艺谋相比，他的同学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眼界开阔，思维活跃，看过各种禁书，看过各种外国电影，说起拗口的外国导演名字如数家珍。 方希这样描述初到京城的张艺谋：“他站在马路对面看北京饭店的自动门，人一靠近，开了，人进去，关了。神奇。他站了一个多钟头。”北京的各种大，各种新，各种骄傲，劈头盖脸砸过来。 在这之前，张艺谋在咸阳国棉八厂已经工作了7年。这个年轻人自学绘画、摄影、书法，体育上也颇有建树，获得过游泳亚军，是全厂最受欢迎的人之一。为准确把握摄影的要领，他还抄写过3年的摄影类图书。 但他到北京电影学院求学历经波折。 现年84岁的退休教授郑国恩是当年北京电影学院负责招生的教师之一，也是级摄影班的主任教员。他对当年张艺谋一次又一次奔赴招生现场记忆犹新：“在北京的报名点，我就接触过张艺谋两三次。他拿来的作品，我一看都是相当不错的。”郑国恩向《博客天下》记者回忆。 由于超过了报考年龄上限，郑国恩并没有给予他报考资格。 后来他再见到张艺谋时，告诉他可以推荐他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去上班，“我跟那边的人关系比较熟，要真介绍一个，特别是‘文革’之后，青黄不接，各个单位都缺人，基本上是能够成功的”。可张艺谋不为所动，坚持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后来张艺谋听从朋友田钧的建议，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自己精选的摄影作品。这封信通过熟人一路辗转到黄镇手里，看完张艺谋拍摄的照片，他当时就批示北影破格录取这名学生。 这是张艺谋电影生涯中第一次与略带着神秘感的“体制”发生关系。日后，他会先被体制反复消磨，然后与它游刃有余地相处。 北京电影学院最初接到黄镇的批示时，并不敢立即照办。郑国恩解释，当时政治运动刚刚过去，谁也不知道特批会不会犯政治错误，后来院方想出一个折衷的方案，可以借鉴苏联的预备生制度，让张艺谋先进来学习两年，之后再决定去留。 但就在张艺谋入学后不久，一次风波就出现了。有人针对扩招和破格录取（那一届电影学院计划招生人，实际录取人，绝大多数是扩招）的“走后门”现象贴出《大字报》，批评学校领导，有的甚至直指黄镇。这让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校园再度风声鹤唳。 “外面可能不知道，就是这一个破格录取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犯了多少难？领导、我们系，包括我们具体负责人作了很多难，才把这个事解决了。”时至今日，郑国恩仍对这件事前后引发的波动心生感慨。 波折很快过去，28岁的棉工厂工人张艺谋成为大学生张艺谋，他迎来了命运最重要的转变。
在危机里拼命大学时期的张艺谋沉默、低调，处处小心。 “什么事都付出百分百努力，不能让人家抓住我的一点把柄，觉得我不配待在这所学校。”张艺谋说。特别是大字报事件出来以后，张艺谋自称夹着尾巴做人，“好在原来就夹着，也夹惯了”。 他通过修辞将“夹着尾巴做人”归为“努力”的一部分。多年以后，这话很难不被想起，也许在经过各种努力并撞得头疼之后，张艺谋后来还是选择了在“夹着”的方向上努力，并因为过多向权威妥协以换取某些空间而遭到批评。但在当时，这种超乎常人的隐忍确实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回忆，有一次张艺谋在操场旁边看着人家踢足球，一个球飞来砸到他脑袋上，他“掸掸灰扭头就走”。
年9月24日，工作状态下的张艺谋。那是一个冰封初释、人心向上的年代。当时电影学院位于北京郊区的朱辛庄，环境十分封闭，学校的老师们平时也都陪学生住在学校，周末才回家。从早上8点直到下午5点半，课程排得满满的。上课也有规有矩，铃声一过，老师就把门闩上，学生只要迟到半分钟就得等到第二堂课才能进门。 被“文革”耽误多年之后，学生也人人好学。“78班26个学生全班没一个人会上课迟到。”张艺谋当时的摄影老师沙占祥对《博客天下》记者说。一到夜里，所有学生都在看书，图书馆里几乎找不出学生们没看过的书籍。 沙占祥评价78级用了“空前绝后”这四个字。 破格录取的张艺谋更是比别人更勤奋，时刻充满危机感。 在接受采访前，沙占祥专门翻出了当年的成绩单，“我教的课程，他全部都是满分”。 摄影课上，沙占祥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快速把胶片装在摄影机上，一分钟内装好是满分5分，一分半装好是4分，两分钟装好是3分，超过两分钟不及格。而张艺谋在一分钟内就完成了任务。沙占祥特意强调，当时即使是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助理完成这个步骤一般需要10分钟，快的也需5分钟左右。 “年纪大，怕同学瞧不起，所以就拼命地去学。”在沙占祥看来，正是张艺谋特殊的身份，促使他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 在钻研摄影技术的同时，张艺谋还把导演系同学的参考书目全看了。“放现在，相当于双学士了。”沙占祥说。 年做客《艺术人生》时，张艺谋曾提及他当时的这份心境：“我那会儿在学校是属于埋头读书的类型，什么事我都往后缩，总是紧张、害怕，觉得有危机感。” 两年的学习期很快结束，学院领导找张艺谋谈话，商讨其未来去向。这时张艺谋已经开始通过同学父亲联系工作，对方表示，只要有毕业证，便可以推荐他到陕西画报社去—这曾是他在国棉厂上班时，作为一名业余摄影家的梦想。
可是从老师们那里返回来的信息使他的心情跌到谷底：没有文凭可给。这时，他不得不听从同学的建议，写续读申请。 申请由学校交给文化部，文化部在听取了学校对张艺谋这两年情况的介绍后，同意让他学完4年。 郑国恩口头传达了文化部的通报，张艺谋后来谈到这一幕说：“他自己都未必知道那几句话对我的意义，我提了两年的心，终于落地。”从被体制排斥到被体制认可的转变带来的喜悦，他在很多年之后也将有机会再次尝试。
工具不是个坏词儿大学4年，学校为摄影系的每一位学生都配置了崭新的相机，但郑国恩唯独对张艺谋自己买的那台印象深刻，因为那是他用“血”换来的。 这是一架海鸥4型双镜头反光相机，购买于年，花了张艺谋.6元人民币。这些钱除了母亲的少许赞助，大部分都是他省吃俭用攒下和献血后换来的补助。 那时，张艺谋的正式身份是陕西国棉厂的一名普通工人，月工资不过三四十元。他爱上摄影是受表哥的影响，可他的相机明显要比表哥8块钱的华山要好很多—这多少能透露出他隐而不宣的用心与志趣。 张艺谋的爷爷曾做过民国县长，后来遭遇土匪洗劫，悟出了枪杆子的重要性，毅然把三个儿子都送到了黄埔军校，毕业后均服役于国民党。 年后，大伯去了台湾，二伯失踪，父亲留在大陆。没想到这为后来的张艺谋一家“政治不清白”埋下了伏笔。 在成为咸阳国棉八厂的工人之前，张艺谋曾在咸阳乾县某村庄做了3年插队知青。他和当地农民一样拉车、起粪、挑担，这为他日后出演《老井》中里的孙旺泉做好了铺垫。他常自嘲：“三年农民，一辈子农民。” 年，大批知青返城，张艺谋亦在其中。但因为家庭问题，没有厂家敢收他。幸亏咸阳国棉八厂看他能写会画，并打得一手好篮球，才放宽政审条件录用了他。 “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迅速工具化。”张艺谋后来告诉方希，“工具不是个坏词儿，有用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感。” 让自己变得“有用”，是那个大时代里人们归属感和存在感的来源。“工具化”是张艺谋人生关键时刻的救命稻草，屡屡让他否极泰来，进入人生的新境界。多年以后，通过拍摄与主旋律方向一致的电影、甚至导演奥运会开幕式，他再一次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年，大学毕业的张艺谋和他的3个同学何群、张军钊、肖风一起被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 这并不是他们的理想归宿。张军钊曾在一次座谈中表示：“学院在征求毕业生意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报名去广西。” 当时张艺谋最希望的是回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可西影只有一个名额，根本轮不到他。后来他又表示想跟吴子牛、张黎一起去潇湘电影制片厂，一样未果。 那时的他们根本不会意识到，一年后他们会在这个偏远的角落为第五代导演树起第一杆大旗。
“中国出大师了”为了招来这些年轻气盛的应届大学生，广西电影制片厂给出的条件堪称优厚：一人一套60平米的住房，无须先跟班当七八年助手便享有资格独立拍片。尽管如此，原定的10个名额最终只有4个人来。 刚到广西电影制片厂报道的张艺谋延续了他在电影学院时的勤奋和谨慎。 现居北京的编剧李志朴曾是张艺谋当年的同事，他告诉《博客天下》一个细节：张艺谋4人前往广西电影制片厂报到时，正好他刚组建了一支足球队，他知道张艺谋在学校也踢球，便给了他们几套球衣，希望他们参加；但几天后，张艺谋把“在当时看还算高档，比较贵，也很稀缺”的衣服还了回来，说是没时间踢，“我说没关系，有空就踢，没空就算了，衣服先留着，但他还是执意把衣服还给了我”。李志朴说，可能因为他年龄偏大的缘故，感觉那时的张艺谋一门心思都放在了电影上。 他还提到平时不能喝酒的张艺谋在拍摄《大阅兵》时在酒桌上被一群部队官员灌得大醉。他对此解读说：“张艺谋这个人不摆谱，不会因为自己是拍电影的、搞艺术的，就显得特别不合作。他有自己的原则，但为了电影、艺术，愿意作出让步。” 在“坚持原则”与“实现目的”之间，张艺谋表现出了合格的平衡能力。 张艺谋和张军钊等人被允许独立拍片是在跟班实习了仅半年后，他们获得了厂长韦必达的支持，这种出道速度在中国电影界“史无前例”。 年3月，在4人组成的青年摄制组成立大会上，他们剃着光头宣誓：愿将由郭小川长诗改编成的剧本《一个和八个》当作军令状，万一失败，甘当10年助理，永不再提独立创作之事。当时4个人的分工是：张军钊为导演，张艺谋、肖风任摄影，何群任美工师。 《一个和八个》共拍了7个月。当年10月底，第一批样片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师兄郭宝昌刚用一句话表达了他的心情：“中国出大师了。” 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在评论中写道：“跳切式的叙事句段，大量的固定镜头，俯看与仰观式的全景机位选择，自主的、游移于叙境之外的摄影机运动，超常造型意象的运用，切割或将人物挤压向边角的画面构图，共同完成了历史神话的‘陌生化过程’，并以一种过度表达的形式将历史推至于时代景深处，从而呈现出一种理性的叙事距离。”
《一个和八个》的成功被公认是第五代开山之作，它成就了摄影，却未成就导演。张艺谋一直记着郭宝昌对电影的评价：“本片的摄影构图严重抢戏。” “确实是严重抢戏，干扰演员对人物的刻画，对情感的表达，对演员很不尊重。放在今天，哪个摄影这么拍，绝对得把他炒了。”多年后回顾此片，张艺谋说道。 这是张艺谋第一次在电影人中露脸，以一种“抢镜”的方式。这一年，他头上的天花板无疑又高了很多。
“他的刻苦和奋斗很多人不了解。”沙占祥说。 拍摄《老井》时，张艺谋既是摄影又是男一号，其中有个故事情节是他和女一号被埋在井里三天三夜，为了演好这个戏，张艺谋真的三天三夜不吃一口粮食，饿着肚子等到第四天开拍。 为了演得像山村里的农民，他脱光膀子天天晒。“不是涂膏抹的，他真是晒黑的，每天从山上背多斤的青石板背三趟，白皮肤晒黑了，哪儿勒红了、勒紫了、勒青了，变成一个褐色，给人一看就是农民的地道的样子。”沙占祥回忆。 他的努力此时尚停留在技术与体力的层面。这很快让他成为一个值得尊敬的艺术家。在纯粹的艺术奋斗之路上，他尚没有遭遇来自不可知因素的巨大阻力，也还不需要选择通过更加隐忍的妥协来寻找更大成功。
导演张艺谋张艺谋真正从影坛起飞是在年。从这一年起，他又增添了两重身份：导演、演员。作为导演的张艺谋和作为演员的张艺谋几乎一样成功，《红高粱》让他拿奖拿到手软，《老井》则为首次客串演员的他赢来了国内外三座影帝奖杯。 从《红高粱》开始，中国影坛上的张艺谋时代一步一步到来。《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有话好好说》……它们共同构成了张艺谋电影艺术的早期拼图，为他带来荣耀，也带来麻烦。 “我做了导演后，很喜欢，很投入，很享受，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不能假装自己一开始就是奔着理想去的。”张艺谋说他选择做导演纯粹是为生存考虑，“怕岁数大，做摄影没有竞争力。” “能不能有个好出身，能不能大吃一顿肉，能不能不上夜班，能不能去陕西画报社……”在一次和朋友的交谈中，他吐露了曾经的普通工人张艺谋最初的卑微梦想。 年，导演陈凯歌在《当代电影》上发表了一篇写张艺谋的文章《秦朝人—记张艺谋》。文中，他讲到了一段轶事： 那是他们在合作拍摄《黄土地》时的一个深夜，一行人开车回北京冲洗镜头，由于道路翻修，不太好走，他们决定掉头。行至一铁道路口时，大家见前方路面平整，遂以为从此不再受颠簸之苦，顿时心生安慰。 这时张艺谋做了一件让其他人深感诧异的事：他突然要求停车，然后下车，脱下那双穿了数月的胶鞋，“恭恭敬敬地放在公路中央，口中念念有词：你跟我不易，现在戏拍完了，我把你留在这儿了。” 从工人到大学生，从摄影到导演，张艺谋的人生历程中有过多次的道别。这也使得这一幕包含丰富意味。之后的张艺谋又经历了多次的转身，从艺术片到投身商业大片，从影片屡屡被禁止上映到成为一个国家盛典的制造者。 一切就像他28岁那年初到北京时见到的新奇的自动门，不停地吐出、吸纳、吐出、吸纳……他在进进出出后，逐渐面目模糊，再难被旁人所看清。
20世纪80年代末，张艺谋的经典装束。成果不得展示的劳模张艺谋至今获得的许多奖项里，关于第一枚“五一劳动奖章”，几乎没有什么细节。如果当时有获奖发言环节，他会不会像后来流行的那样，用一连串的“感谢”表达心情？ 这或许是最无奈的劳模，他的劳动成果并不被颁发者认可。年代末期的张艺谋赶上了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的好时候，却也遭遇“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两极分化。他获得劳动奖章的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也正是他的电影屡屡被禁止上映的时间。 导演张艺谋的处女作是年的《红高粱》。年2月，这部临时顶替陈凯歌《孩子王》出征柏林电影节的作品意外斩获金熊奖。第一次出国的张艺谋激动得一夜未眠，“感到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 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西方顶级电影节中获得大奖，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为此举行了庆功宴。但几个月后，风向开始转变。 年5月，《中国电影报》刊文批评《红高粱》“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后来又进一步定调为“辱华”。 在“爱国”批评家一片激烈的抨击声中，也有广电干部和作家白桦等人站出来力挺张艺谋，同年影片还获得了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张艺谋仍以一种“谨小慎微”的方式表现出他对这些激烈抨击的“文化人”的在意：“《红高粱》在筹拍阶段，有人指责‘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里就歌颂土匪抗日’，等到《红高粱》上映，又有人指责‘《红高粱》里的人物活得浑浑噩噩，缺乏崇高感’。” 《一个和八个》并不能完全算作张艺谋的作品，他在其中担任的角色是摄影师，这部摄于年的影片让张艺谋开始在国内成名的同时，也给他植入了惨痛记忆。 影片报送主管部门时，被以“不能给人借口”、“不要把犯人写得太好”、“对于革命队伍里的阴暗面，创作者要手下留情”等理由进行指责，最后进行了面目全非的修改。 “今后我的创作，当然还会有真诚、激情和童心在，但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恐怕也就是《一个和八个》了。”事后，张艺谋曾无限惋惜地表示。 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张艺谋大学时的老师郑国恩回忆了当时的微妙的气氛。“我们讲课时，特别是他们毕业之前，我们以切身经历一再劝诫他们不能犯政治错误。片子出来以后，我一看有争论就急坏了。” 当时中国电影家协会为这个片子专门召开座谈会，会上郑国恩力挺张艺谋，与会者分成两派，争得面红耳赤。 《红高粱》之后，张艺谋年的《菊豆》和年《大红灯笼高高挂》同样屡获国际奖项，但在国内却遭受冷遇，甚至远不如《红高粱》的运气，送审后即被搁置，隔了两年才“重见天日”。 批评仍旧如影随形。《菊豆》被指“窥阴癖”，《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是“揭露中国阴暗面”，后者在审批时被盖上一个“沉渣泛起”的结论，甚至有华侨写信给媒体：“张艺谋执意用这些丑化中国人的片面的东西去取媚于洋人，换取洋人一大堆的奖杯。他让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承受着鄙夷。” 张艺谋起初还进行回应，或苦口婆心地解释他影片中安排的“点灯、封灯、吹灯、灭灯”繁复仪式象征的是旧事物对人的桎梏，或以国外影展评委的多样性来驳斥“取悦”之说。 但当指责上升到极其严厉的“后殖民主义”，连他自己都感到不知所云和莫名委屈：“有人说我在国外获奖，有‘后殖民主义’倾向，并把我列为代表人物之一，那首先‘后殖民主义’什么的，到现在都是新词，我也不太清楚”，他说，“但老被这么提”。
给一个说法随着名气暴涨，张艺谋冬天一身军大衣、夏天一件廉价T恤、拍戏时赤脚穿着破球鞋、在北京秀水街跟摊主砍价买袜子等生活轶事，以简朴形象和简单生活方式的符号深入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 尽管他的成果不被主流接纳，却意外地获得了政府授予的“五一”劳动奖章。 一位叫柴莹的作者在其名为《文化视域中的张艺谋》的书中将二者联系，“国家需要的正是那种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为国争光的奋斗者”。柴莹认为，颁劳动奖章显示了“体制对张艺谋的无比宽容”，国家希望借助他来“推广主流意识形态”。
年《英雄》年《秋菊打官司》年对整个中国而言都是极其特殊的年份。这一年的春天以邓小平南巡的脚步迈开，商业浪潮也冲击了电影圈，一些人坚持艺术趣味，而另一些人开始思考娱乐功能。 张艺谋比这更早就开始考虑转型。他认为电影中过重的哲学思想和民族精神带来了压抑。“我的每一次创作，都是想方设法和自己过去不一样，和其他人不一样。拍《一个和八个》《黄土地》时，我是非常自觉地在画面中灌注强烈的思想内涵。”“但是，当一大批电影都使着劲朝哲学层次上奔时，我就想自己能不能换个路子，拍另一种电影？”现在已经很难判断这是他当时的本意，还是重压之下寻找的另一个出口。 这一年，张艺谋拍了《秋菊打官司》。巩俐扮演的农妇挺着大肚子，为受村长欺负的丈夫层层上访，她操着一口陕西话，吃饭时抬起袖子擦鼻子和嘴巴。
就像秋菊讨到了说法，电影局也给了张艺谋一个说法，影片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闻发布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给予了肯定。《秋菊打官司》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促成了《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解禁。 在主流评价和内心选择中，张艺谋有过挣扎。拍摄《秋菊打官司》是一次靠近主流趣味的尝试，这个题材既容易通过电影管理者的审批，又属于国内观众喜闻乐见的题材。但挣扎如此明显，“秋菊”之后，他又下定决心拍《活着》，回到了曾导致他备受官方和民间批评的沉重题材上。 “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在所有的家庭的潜意识中，就是‘活着’两个字，包括我自己在内……听领导的，听中央的，听毛主席的，没有任何想法。”张艺谋这样谈《活着》。 “他在抓这个题材的时候，想得更多的是我们怎么能跳出这种控诉的情绪，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张艺谋的老搭档、《活着》文学策划王斌告诉《博客天下》。 王斌认为《活着》体现张艺谋其他作品不具有的悲悯感，讨论拍《活着》时，他和张艺谋坐在北京东大桥市场的棚子里，两个人吃的是苞米，结账时6块钱。 今天即使是许多张艺谋的批评者，也都承认《活着》是极具历史批判意识的杰作。但王斌记得，影片最早在圈子里小范围试映，文化人、电影界，以及学生们的反馈都是一片骂声，“不客气地说是百分之百地否定”。当时《活着》被批判的理由是重复年代中期就已被一些学者抨击的“以煽情为最高目标”的“谢晋模式”。 尽管对比《活着》小说作者余华的原著，影片在结局上作了相对积极和明亮的修改，但这部触角敏感的中国式黑色幽默片仍然未能上映，这是张艺谋所有作品中遭遇的最严厉打击。 此事显然也挑战了张艺谋在安全和艺术追求之间把握平衡的能力。余华不久前回忆，张艺谋当时反复指点如何修改可以让电影容易获准上映，结果却证明他并没有那么高明。 王斌分析说：《活着》的结局，对张艺谋此后的选择产生了巨大影响。此时，直接将影片送往国外评奖的做法已经行不通（这样做很可能会受到禁拍3年的惩罚），正因为这样，他需要选择一条更易于生存的电影之路。“在我现在的处境下，我不能再找一个敏感的题材。”张艺谋说。
走向主旋律与《活着》带来的巨大打击相伴的，是官方对主旋律电影的扶持。当导演和观众都厌倦了“民族精神”“揪心的人性暴露”带来的沉重感时，年7月1日，国家施行《电影管理条例》，用经济、行政、评奖等手段引导主旋律电影创作。 这时的张艺谋尽管拥有巨大名声，但仍然无法享受同为著名导演的冯小宁和陈国星在国内电影节的最高待遇。冯小宁的代表作是《红河谷》，陈国星则拍了《孔繁森》。 此时，对张艺谋“后殖民主义”的批评从未结束。学者王一川在年出版的《张艺谋神话的终结》中，点评了张艺谋一系列作品：“中国民俗的一次集中展览，也是西方人有关东方的好奇心的一次集中满足。这同他们热衷非洲撒哈拉沙漠风情、索马里饥饿儿童乞讨情景、喜马拉雅山的不丹民俗、塔希提岛上的原始土著生活情调，是一回事。” 王一川认为：“就西方的后殖民战略而论，张艺谋被西方容纳，恰如一件件‘战利品’，能满足西方人制定的‘第三世界’战略的胜利感。” 离《红高粱》获奖10年，诸如此类的文化批评依然未曾散去，这是导演张艺谋不能承受之重。 张艺谋开始希望找到能引起普通人共鸣、带来票房，又能让管理部门开绿灯的小成本制作。这在年的《一个都不能少》有着显而易见的体现。 “人们关心的农村小孩辍学问题，把它展示出来，最后主题再进入主旋律，这样能够顺利通过。”王斌说：“要继续拍电影，在那个年代必须对政治做出妥协。” 在这种背景下，随后发生的《一个都不能少》从戛纳电影节退赛事件更引起以往支持者的种种联想。 当张艺谋如常将《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送到戛纳参赛，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却公开谈论说他很不喜欢《一个都不能少》，认为它是在“替政府做宣传”。张艺谋随后致函雅各布，以强硬的态度表示将这两部影片撤回：“因为这两部片子都是关于爱的主题，然而阁下竟以‘政治’的理由对影片加以指责，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偏见……”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也不认同雅各布所称《一个都不能少》是在替政府说话的论断，但他把矛头指向了张艺谋。 “雅各布哪里能读懂自己手上的那封信，那主要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张艺谋要用这封信把自己‘后殖民主义文化’、‘表现丑陋和落后’的骂名和恶名声洗刷干净……他实在太需要一个机会来显示一下自己的政治态度。” 郝建认为，《一个都不能少》是张艺谋在《活着》遭遇打击后，“适应主旋律文艺观和电影体制的一个转变”。 作家王斌更愿意带着理解来谈这个事件。他认为张艺谋跟田壮壮等人的决绝不一样，张依然希望自己的电影能够在市场上与中国观众见面。“艺谋是把自己当职业导演，壮壮没有把自己当职业导演。职业导演就是要一部一部地拍，每一部就是我的职业，就像木匠我每一天要干活儿。” 王斌也并不避讳张艺谋这次转向的必要性：“我们每个干这一行的，脑子里现在都有电影局的尺度。他还没告诉我们到那里过不去了，我们自动会做出判断。” 从某种意义上讲，张艺谋与这个国家相互需要。在国际上屡屡获奖之后，张艺谋与夺取奥运会米栏金牌的刘翔等人一样，已经成为国家荣誉的符号。 《活着》的沉痛打击之后，他开始有意地接受规训。《一个都不能少》显然是他当时找到的、能主动表达主流价值观的妥帖选择。
张氏印钞机尽管年的《一个都不能少》在国内为张艺谋带来诸多好处，但这一年中国电影圈最富谈资的话题，是冯小刚的一部《不见不散》，票房盖过了6部贺岁片的总和。
张艺谋在国际上的荣耀也不再一枝独秀。年，李安以《卧虎藏龙》异军突起，获得1.28亿美元票房和4项奥斯卡奖，成为第一个问鼎奥斯卡的华人导演。 而张艺谋的《幸福时光》只有万票房，口碑同时也跌到谷底。 这一年他决定拍《英雄》，这部不涉敏感话题的纯电影受到了极高的 《英雄》是一部和以往的张艺谋完全割裂的作品。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批评它的“美学”：追求宏大一律的场面，服装坚固统一、队列整齐划一、表情呆板如一、动作机械归一，可以归之为极权主义美学或曰“法西斯美学”。此外，在结尾处，电影也对霸主“秦始皇”的王霸天下逻辑表现出了认同。经过苦闷和挣扎后，张艺谋最终又运用其他很早之前就展示过的生存智慧：隐忍、“有用”、“夹着尾巴做人”。 在王斌眼里，年前后以《英雄》为代表的商业大片是中国电影的一个分水岭。 “张艺谋之前的电影是对人性的揭示、对历史的揭示和拷问，它把被生活遮蔽的那些表面现象剥开。可是如果你要拍商业电影，对不起，商业电影讲究的恰恰是遮蔽，恰恰给你虚假的梦，让你的电影得到极大的愉悦，爱情最后是圆满的，家庭最后是圆满的。再拧巴，最后有情人都拥抱到一起互相接吻。”王斌说。 在人民大会堂的那次发布会上，有男记者问张艺谋：“这部片子除了打架、风景和大明星以外，你还有什么？”这个问题激怒了现场的张艺谋。 但在王斌看来，打架、风景和大明星一样都不可少。“商业电影很大程度上要用一种巧妙的方式去讨好观众，因为要从观众口袋里掏钱。既然要掏人家的钱，那就要把自己弄得很漂亮。” 这次尝试收益巨大，《英雄》电影版权在欧美卖出万美金，内地音像版权拍到万元，内地票房2.5亿元人民币，全球票房1.77亿美元，年在美国上映连续两周票房冠军。一连串数字将张艺谋推向艺术片之外的另一座商业大片顶峰。 转变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除了电影票房上的成功，他的跨界尝试也生产出巨大的财富和影响力。这当中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印象”系列大型实景演出最为成熟和典型。《印象·刘三姐》公演8年，总票房收入超过8亿元。在桂林，一个至今仍然被津津乐道地提及的数字是，阳朔地区的GDP因此上升了5%。张艺谋和“印象”的另两名导演王潮歌、樊跃成立了一家“印象创新艺术发展”公司，公司后来还获得马云的注资。 他们很快进行了一系列的复制。在阳朔之后，陆续在丽江、海南岛、西湖发展新项目，张艺谋在上述地方往往获得省市级领导的高规格接待。但演出的“模板化、同质化和过剩供给”也招来海量批评。年，湖南省临湘市主管当地旅游的副市长姜宗福就曾公开“炮轰”。
“众人皆醉我独醒？那是多高的境界，敢问哪位可以？”张艺谋自问自答，“我做不到”“印象”系列大型实景演出是张艺谋最为成熟和典型的商业模式。图为年他执导的“印象丽江”。“我对具体数字不太清楚，但印象系列一直很赚钱，有人说它怎样，我从不去辩解。”年在福建《印象·大红袍》的公演上，张艺谋说。
“文化人”“黑泽明在日本被文化人骂得厉害，”张艺谋有一次对朋友方希说，“后来老了，死了，文化人又开始说他好话，反正他也听不到了”。 上世纪50年代，黑泽明的《罗生门》在日本受到的批评和张艺谋职业生涯早期的批评类似，批评者说他将日本的愚昧和倒退暴露给外国人看。 在诸多场合都可以看到张艺谋不断地提起并调侃“文化人”，他给“首都文化界”起了个特定称谓叫“首文”，用来指代“那四五十号人”。 年，电影《山楂树之恋》上映后，张艺谋曾接受《博客天下》记者采访，表达了对“首文”的警惕：“现在首文也罢、娱乐圈也罢，我自己注意到没有什么标准，因为有山头、拉帮结派、经济利益各方面的原因，许多电影的评价和许多电影的口碑和操作，没有标准。比如说我有时候看电影，评论都是好的，甚至一些有影响有话语权的人都说非常棒，收钱了吗？还是经济集团利益后面有驱动？你都不知道。” 在奥运会开幕之后，张艺谋接受过《南方人物周刊》的一次采访，那一次他对“文化人”的集中表态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什么是文化人？就是平时写写文章、开开研讨会的那些人……” “很多事情的评价都还掌握在文化人手里，老百姓觉得电影不错，几个文化人一写文章，就变了……” “文化人是什么？就是在一个酒会，碰到一两个外国人，说一两句话，嗬，就拿这一两句出去做文章……” “当然，文化人总是要批判的，批判现实主义永远深刻嘛……” 不论是在早期拍文艺片、执导商业片，还是导演中国数百年来最大的盛会，张艺谋无时无刻不面临批评，即使性格隐忍，张艺谋依然会不时反击。 可是有一个细节，张艺谋忽略了。现在批评他的人与早期从政治角度批评他的人并不完全是同一群人，其中不乏他早期电影的支持者。他们所批判的，已经不再是“文化殖民主义”的张艺谋，更多是那个转向之后的张艺谋—离商业和政治很近，离艺术很远。在奥运会后不久，张艺谋执导的《三枪拍案惊奇》投资万元，收获了4亿元票房，创下中国电影新奇迹，但同时收获了观众有史以来最差的口碑。张艺谋自己也承认这是他艺术上最失败的一部作品，“完全掉坑里了”。 在张艺谋的老师郑国恩眼里，张艺谋最辉煌的作品依然是早期使他历经坎坷的那些。 如今的张艺谋带来的创造式的惊喜已经越来越少，在最近的“超生事件”中，“张艺谋”三个字也开始沦为另一种庸俗的消费品。 对自己，张艺谋有过一番辩护： “我不可能脱离时代，去清高地自我发展。时代转型，我跟着时代变化和发展。第五代集体成功，是赶上了厚积薄发的大环境，后来的作品被大家认为有庸俗的商业性，呈现某种多元的、摇摆的状态，也同样是时代的折射。” “今天这个时代难道不是这样吗？众人皆醉我独醒？那是多高的境界，敢问哪一位可以？”张艺谋自问自答，“我做不到。” 这番话充满了张艺谋自始至终遵循的那类生存逻辑。正如刚入行时为拍电影宁愿在酒桌上被灌醉一样，他愿意为了“目的”而牺牲部分的“声誉”，就像浮士德做出的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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