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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陆上丝绸之路以中国西安为起点，由河西走廊出新疆，经巴基斯坦，再由西亚抵达欧洲大陆，成为贯通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通要道，为中国与这些地区架起一座沟通桥梁，将人类不同地区的文明紧密联系起来。海上丝绸之路与路上丝路几乎同时起步，滥觞于秦汉，兴盛于隋唐，繁荣于宋元，明初达到顶峰，明中叶因海禁而衰落，然而，随着海洋文明的勃兴，古代海上丝路的辉煌印记势必召唤着中华海洋文化的重建。

年，中国“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提出，进一步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力求与沿线国家建成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合作共建中，文化交流应当是我国与相关各国最具有基础价值、最便于沟通而成本又比较低的重要方面。文化交流乃至实现文化包容，是实现政治互信、经济交融必不可少的基础，这是文化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相比较于政治、经济成果获取，文化交流投入的性价比又往往是适宜的。

试举与“一带一路”相关地区的文化交流为例。

一是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合作交流。较之于其他地区各国，我国与之交流具有独特之处。首先是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有的甚至一衣带水，鸡犬之声相闻，世代往来不断，加上文化相通、历史相似，具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在文化元素、社会价值观等许多方面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加强文化交流势必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二是与中东欧16国的合作交流。中东欧16国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黑、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与我国合作交流则另有独到地方。首先是在20世纪历史上我国与其中大多数国家有过较为密切的政治文化交流，而互相之间又不存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利益纠纷，且对于彼此的文化形态并不难以理解。刚刚闭幕的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东欧16国作为主宾国参展，其展位上活动密集，人头攒动，可以看出我国与中东欧16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亲切感要远大于陌生感。

三是如阿拉伯地区各国、非洲相关国家等，我国与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都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有的是在民族独立自主意识上具有共识，有的是在国际交往中关系友善，而且大都在历史上有过美好记忆，这些都应当成为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开展文化交流的有利条件。

在开展“一带一路”国际文化交流中，出版业具有许多其他文化行业所不具备的优势。

首先，出版业国际交流合作形式多样。从产品形态到版权形态乃至产业形态，出版业交流合作的运作都比较便于操作。出版物产品进出口早已经是轻车熟路。我国图书实物出口自至年增加了4.62倍，突破1亿美元。当然，我国出口量还需要进一步扩大，还要有更多适销对路的出版物直接出口。出版物版权交易成为出版业国际交流合作的主要路径。在出版物版权交易业务方面，我国版权引进输出比例已经从年的15∶1缩小到年的1.6∶1以内，这当中有政策扶持的因素，更有出版业版权交易能力快速提高的因素，还有我国出版物国际化水平提升的原因。与此同时，我国出版业跨国投资创办企业也已经取得初步的突破。如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万美元收购美国出版国际公司（PIL）的童书业务及其在德国等海外子公司的全部股权和资产，即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突出案例。我国出版业已经开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创办出版发行企业，但迄今为止，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那样的突出案例再未出现。不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年我国出版业在海外投资设立分支机构共10家，%在西方发达国家；此后这个比例明显下降，近6年共投资设立机构家，只有48%设立在西方发达国家。过去10多年来，出版业一直致力于进入欧美主流市场，现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投资力度明显加大。

其次，出版业在国际交流合作的各种形式中，可以量力而行，审慎持续推进。相比较一部电影、一台大戏、一个展览走出去，一部出版物乃至一套出版物走出去的成本要低得多，出版单位可以量力而行，看市场大小再计算成本，小大由之。即便是走出去创办出版企业，也是这个原则。可以做大投资，大到几千万乃至上亿美元，也可以做小投入，小到一间房二个人开“夫妻店”，生产出来的出版物同样可以影响社会，持续发挥作用。

再者，最重要的是，出版物对于文化交流最能发挥深层次、持续不断的作用。一部电影可以感动人，一部大戏可以震撼人，一次展览可以激发人，可是，没有不散的电影和戏剧，展览档期总要过去，而一本小书，却可以随时随地、持续地在读者中发挥作用。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各国经典名著中，我国的《道德经》是被翻译成语种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传世经典。《道德经》的外文译本总数近种，其中，《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就多达82种；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也高达多种。与此同时，儒家经典《论语》不仅影响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还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据报载，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诺贝尔获奖者国际会议上，75位与会代表经过4天的讨论，提出了16条以“面向21世纪”为主题的结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可见，优秀出版物往往具有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传播上的深刻性。这样的出版物对于跨文化交流，是一个静水流深、润物无声的过程，收到的文化传播效果往往是深层次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我国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与沿线国家实现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过程中，文化既可以低成本先行，还能为整个战略实施过程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而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版则是最为灵活多样的行业，其发挥的作用，却是可持续、深层次的。出版业应当受到国家更多的重视。

我国出版业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正在积极主动地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

年国家开始实施“丝路书香工程”，一批适宜在沿线国家出版传播的中国出版物加快了翻译出版的进度，迄今为止，已经翻译成29个语种的中国内容图书在当地出版。我国出版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大了本土化、市场化、产业化发展的力度。据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计，我国出版业正在实施或者已经立项即将实施的本土化境外投资项目多达52项，参与企业37家，覆盖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土耳其、阿联酋、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埃及等国，可谓出手不凡。

在“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方面，民营企业云南新知集团在中国图书输出营销方面和一些教育出版企业在汉语教材出版走出去方面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云南新知集团分别在柬埔寨金边、老挝万象等地区投资设立了5家华文书局，并正在筹建印度、泰国的华文书局，形成了系列品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体验汉语中小学系列项目（泰国版）》成功在泰国累计销售万册以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快乐汉语》等45个语种教材远销海外并几乎覆盖东南亚、南亚所有国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菲律宾华语课本》成功进入菲律宾国民教育体系，使用人数过万。经过多方多年努力，现菲律宾已有70%的华文学校使用中国汉语教材。此外，云南大学出版社开发的“缅甸伊朗小学汉语课本项目”，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中外合作研发的“跟我学汉语系列教材”，龙之脊公司设计建设的“印度汉语学习网”等也已经获得初步的成效。

国际书展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效应比较宽阔的平台，我国每年都要组织国内出版单位参加各类国际书展，目前已经参加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书展，且参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书展形成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其中有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书展，中国出版业成为书展的热点展区。由于这些国家的民众对中国出版内容拥有浓厚兴趣，当地华人华侨也比较集中，增加了书展人际交流的亲和力和自由度，我国参展的出版单位在参展过程中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出版信息。

“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目前取得的成绩，是在相关各方自觉行动、共同努力下所取得的。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我国出版业改革创新的实际，如果要进一步做好“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就应当及时做好相关规划，提高集约化水平，不走或少走弯路。为此，我提出如下一些意见和建议。

一是出版走出去，必须以内容为本，建议我国出版业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读者市场，组织年度版权输出规划设计。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带一路”版权输出还处于出版社挖掘既有资源和寻找目标国家版权合作者的阶段，在经典互译项目上这样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需要可持续发展的当代出版业，作为当前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还需要不断地组织好新的走出去版权项目，介绍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消除一些国家舆论对我国的误解，则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在版权输出规划中要积极推进媒体融合，实现多种媒介融合走出去。我们相信，倘若国家出版主管部门像曾经组织过的“三个一百”那样组织出版业“一带一路”走出去年度版权项目规划，使之成为许多出版社一项年度任务，既有荣誉，有政策扶持，又明确责任，实施效果就一定比没有规划，临时对付要好得许多。

二是出版走出去，必须以翻译为桥梁，建议我国出版界以及教育界、对外文化交流部门，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物翻译的需求，做好翻译人才和跨国版权人才培养的规划。毋庸讳言，现在我国翻译界多语种翻译人才是严重匮乏的。据统计，年至年的5年间，世界各国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种类有种，平均每年种，涉及语种为52个。除英、法、俄、西、阿等联合国工作语言外，还有巴什基尔语、巴斯克语、孟加拉语、波斯尼亚语、布列塔尼亚语、密克罗尼西亚语、保加利亚语、加泰罗尼亚语、加利西亚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克罗地亚语、匈牙利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拉丁语、立陶宛语、马拉塔语、马来语、蒙古语、尼泊尔语、挪威语、波斯语、旁遮普语、古吉拉特语、罗马尼亚语、僧伽罗语、斯洛文尼亚语、塞尔维亚语等46个非通用语种，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民族语言。使用这些语言翻译中国内容图书，绝大多数依赖的是版权引进国家的翻译，对于内容的精准度我们很难把握。而我国对于许多语种翻译人才的培养，完全不能满足国际交流和出版文化传播的需要。例如印度，虽然国家官方语言是印地语和英语，但各个邦还都有自己的官方语言。印度在法律上规定每一种语言都享有平等的地位。许多邦就完全使用本地区的民族语言，然而，即便是我国高校语种课程最多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目前开设的课程也仅有印地语、乌尔都语、僧伽罗语3种。有着近1亿人使用的孟加拉语教学正在筹备中。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普什图语和尼泊尔语，目前国内所有高校都未开设。我国出版界实施系列国家民族语言互译工程，特别是“丝路书香工程”中的经典互译，相关翻译人才的匮乏必将成为我方的短板。我建议，由出版界牵头，根据需求，与教育界、对外文化交流部门协调配合，制定并实施“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翻译人才和跨国版权人才培养规划，规划应当包括对多语种国家的汉语翻译人才的培养，力争在不长的时间里，缓解相关人才严重匮乏的现象，逐步建立起一支有较全面适应能力的翻译人才队伍和跨国版权人才队伍。

三是出版走出去，要实施本土化战略，建议我国出版业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物市场的状况，做好本土化投资发展的规划。在国际上实行本土化投资发展，创建能够承载传播中华文化的出版实体，乃是出版走出去的最高境界。经过改革创新，我国许多出版企业已经形成这样的意识和一定的能力，可是，目前全行业基本上还处于自发状态，意识强烈的出版企业尚能设法组织和争取资金投入，意识不强烈的出版企业就是有资金也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国际市场发展的商机，一些出版企业实施本土化投资发展，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机会主义的选择。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国出版企业究竟应当如何布点，如何填补空白，如何形成集约化经营，目前还缺乏专门的研究，更谈不上制定近期和中长期规划。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出版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将难以形成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不仅有可能造成重复建设和浪费，还很可能在布点上缺乏战略谋划，造成失机。

“一带一路”出版走出去的规划还应当包括数字出版等方面的内容，更应当包括国家提供保障资金的政策安排，以及建立富有激励作用的奖励措施，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和实施，对出版业而言，既提出了新的任务，更是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行业对此要有高度重视和清醒认识，需要积极行动起来。而在积极行动的同时，尤其需要认真做好相关规划的研究和制定。在规划制定工作中，要坚持改革创新，整合资源，提高集约化水平，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拓展资本融合形式，推进更为广泛、更为深入和更为宽广的出版走出去路径，形成更为友好有效的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全面实施做出贡献。

[1]刘叶华，刘莹晨.从中国图书走出去到中国出版本土化—谈中国新闻出版业“十二五”国际化进程以及“十三五”展望[J].出版广角，（9）：11-14.

[2]何明星.“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中国图书翻译出版的现状与应对[J].出版广角，（14）：20-22.

聂震宁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北京；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223，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