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本?是对SvetlanaBoym《TheFutureofNostalgia》的翻译，经过?定的概括梳理，总结和删减，完整内容详?具体?献。作者SvetlanaBoym出?于苏联列宁格勒,作品研究?向包括20世纪俄罗斯?学,?学?化研究及?较?学，同时是新理论概念off-modern的提出者,以对时间（过去，现在，将来）和现代性的迂回式再理解为主体，侧?挖掘现代主义的潜藏意义以?预和摆脱围绕这?主题的直接讨论。——小他者Nostalgia产生于意识到“边界”之时，边界之内是“家乡”的一切，之外只是纪念品堆积出的人造景观。——大他者
《乡愁》剧照，塔可夫斯基
早期Nostalgia的病症化历史虽然乡愁（Nostalgia）词源来自希腊语词根ν?στο?(nóstos)和?λγο?(álgos)，意指“归来”和“疼痛”，但它并非真正源自古希腊，而是一个乡愁式的“伪希腊语”词汇。我们直觉以为乡愁(Nostalgia）一词来自诗歌或政治，而它实际作为病症名称（暂且称为“怀乡症”）最早来源于医学领域。瑞士医生约翰内斯·霍弗（JohannesHofer）在年的医学论文中最早提出“Nostalgia”一词，相信“可以通过Nostalgia的发声描绘出一个人迫切希望回到故土的忧郁情绪”（霍弗也考虑过其他类似的词，如Nosomania,Philopatridomania,这些词太过绕口，幸好没被采用）。霍弗对其病程如此描述：病灶会沿着“某种罕见不可捉摸的路径通过大脑扩散至身体从而激发异常且频繁的对于故乡的记忆”。对故土的强烈渴望成为“患者”的唯一执念并消耗着他们的精力，导致他们憔悴冷漠，混淆过去与当下，幻听幻视。作为一种伤痛臆想疾病，它甚至可发展至躯体化症状：恶心，食欲不振，肺部脑部病变，心脏骤停，高烧及自杀倾向。而在当时治疗的手段颇多，包括使用水蛭（人们相信可以通过水蛭将愁绪吸出），催眠剂，鸦片，洗胃等。《关于乡愁的医学论文》,JohannesHofer,
Nostalgia被认为使人产生对事物的“认知表述偏差”导致他们失去与“当下”的联系，这方面它似乎与偏执狂类似，患者日常生活的一切都与其偏执的强烈渴望感有关。同时他们又惊人地善于记忆感受，气味，和关于失去的乐土的点滴细节，尤其是食物和声音。科学家发现母亲做的汤，浓郁的乡村鲜牛奶，或是一段伴随牧羊人驱赶牧群的质朴小调就可以立刻引发传播在法国服役的瑞士兵的怀乡情绪；苏格兰人，尤其是高地人会在听到高地风笛声时拜倒在乡愁的无力感中以至于他们的军事长官不得不禁止他们演奏或演唱本土曲调，甚至吹口哨也不行；卢梭也曾谈及牛铃这一质朴的声音如何在瑞士代表着生活与青春的欢愉，以及失去的哀愁。家乡的音乐在这里不再只是扮演音乐的角色，而是乡愁的永恒伴侣，会使怀乡的人无语凝噎更无法理性思考。霍弗对这一新型疾病的提出在帮助归纳症状的同时无疑也促进了它的流行性，使其成为一种风靡欧洲的现象，同时还伴随着一种更危险的“假性怀乡”现象尤其大肆传播在厌倦海外服役的士兵中。当其蔓延至瑞士军队以外后，一种更激进的治疗方式被提出。法国医生JourdanLeCointe在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提议怀乡症必须以煽动疼痛与恐惧来治疗，并引用了俄国人年进入德国期间通过威胁与实施“第一个病倒的人将会被活埋”的极端手段成功抑制怀乡情绪蔓延的案例（难怪乡愁成为俄罗斯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拿破仑军队从莫斯科撤退期间消亡在俄国雪地的法国士兵的尸检也的确显示他们中很多都有怀乡症症状：脑部炎症。可见俄国的确是一片孕育乡愁的沃土。当欧洲（英国除外）自17世纪起频繁报道怀乡症的肆虐传播，美国医生却相当自豪地宣称美国这样年轻的国家直至内战前都没有向乡愁情绪屈服。如果说瑞士医生霍弗相信思乡表达了对自由和国土的热爱，两个世纪后美国军医TheodoreCalhoun则认为怀乡情结体现了人缺少男子气概和不思进取的态度，是意志薄弱的体现。并且Nostalgia不仅与个人健康相关，更受其性格及社会背景影响：“来自城市的士兵从不在意他在哪儿或去哪里吃饭，而他的乡村兄弟却想念着他的老农场和父亲做的满桌佳肴，”Calhoun写道。Nostalgia基于一种不限于个人经历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并不代表人能够清楚地知道他失去了什么或应该去哪里寻找。18、19世纪的医生试图寻找这种疾病的决定性病灶却无功而返，怀乡症仿佛变得越来越难治愈。可它到底是怎么从一种地域失落感变成了一个普遍的现代疾病的呢？当我们谈论起抑郁症时，罗伯特·伯顿(RobertBurton)将抑郁症看作超越生理或心理的症状，并具有一定的哲学意义：世界对患者来说是一个由无常命运与荒芜统治的剧场，他们常被误认为是厌世的人，实际却是对人类有着更高期待的乌托邦幻想者。这样看来，如果说忧郁症是知识分子，僧人和哲学家的痼疾，那么Nostalgia更像是民主制度下催生的流行症状，它不只是个人的焦虑，更揭示了现代化的矛盾性并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Nostalgia是一种历史性情感，它的蔓延不仅与空间错位有关，也与时间观念的变化有关。17世纪晚期欧洲宗教战争结束，对基督教末世论的摒弃和其与异教时间概念的类比都在掩饰时间观念自文艺复兴以来已经逐渐世俗化并与宇宙观分离的事实。机械钟被发明之前，“现在几点了”不是什么紧迫的问题，人们感受不到时间短缺的危机感从而以一种暂时安逸的态度活着，时间和变化似乎都不是关键，因此人们对掌控未来没有太大的担忧。文艺复兴晚期的文化中，时间体现在天意和反复无常的命运、人类的洞察力或盲目性的独立形象中。划分时间并不是那么重要，历史既是生活的老师（如西塞罗著名的格言Historiamagistravitae）又是未来的榜样，在莱布尼茨的表述中，“整个即将到来的世界都存在并预示着当下。”随后的法国大革命则标志着欧洲心态的又一次重大转变，“革命”仿佛突然释放了对未来的向往，拿破仑的传记成为一代人的典范，而通过革命或工业达到的“进步”则成为了19世纪的核心。从17世纪至19世纪，时间的意象发生了改变，不再是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一位老者，一位盲少年手握沙漏，而转为冰冷的数字语言，火车时刻表，工业发展进度底线。时间不再是流逝的沙子，时间是金钱。19世纪西欧的工业化图景“发展进程”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性时间叙事康德认为空间是我们外在体验的形式，时间是内在体验的形式。想要从人类学范畴理解这一新的时间概念以及如何内化过去与未来，ReinhartKoselleck提出了两点：经验空间与期望视野。经验空间允许人们对将过去同化至现在的过程进行解释，“经验是现在时的过去，其事件已被纳入并记住”；而期望视野展示了对未来的思考方式，期望是“由未来构成的现在，引导自己走向未发生的，等待被揭示的事件。”现代的早期为时间概念的创造性实验开辟了空间，当“发展进程”从艺术和科学领域转移到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成了一种新的“客观”时间神学。如此，“发展”成为第一个真正消除经验与期望之间时间差异的历史性概念，认为重要的是未来的进程，而非对过去的反思，引起学者和思想家热烈的讨论。虽然人文和艺术是否真的有所进步仍待探讨，但“发展进程”的确成为一种新的全球性叙事方式，适用于各个方面。发展不仅是时间进程的叙述，也描述空间的扩张。自18世纪后期旅行者从西欧南部游历到东部，并描述其为“未开化的”或“野蛮的”，可见各地的文明以其发展程度为定义标准，“发展”成为世界时间的标志，且不接受任何对此观点的改写。于是Nostalgia作为一种历史情感，是“发展进程”的副作用。Nostalgia转化为浪漫主义的核心18世纪针对Nostalgia的研究从医生传递到了诗人和哲学家手里，成为了敏感的象征或一种新爱国主义情怀的体现。乡愁的流行性不再需要被治疗抑制，而被最大化的传播。乡愁被视为一种新流派，一种与过去羁绊的浪漫。其情医院病房，取而代之是朦胧的景色，池塘，浮动的云，古代中世纪的断壁残垣。在没有原始废墟的地方人为废墟被建造出来，并被极其精确地摧毁了一半，纪念着新欧洲国家真实和想象的历史。《BoltonAbbeyfromtheSouth》,J.M.W.Turner,
《TheRuinsofKirkstallAbbeyatNight》,J.M.W.Turner,
为回应启蒙运动对理性普遍性的强调，浪漫主义者开始颂扬情感的特殊性。对“家”的渴望成为浪漫民族主义的核心比喻。浪漫主义者在他们的内在景观和世界的形状之间寻找纪念标志和对应关系。他们描绘的家乡情感地图往往映射着其心理的忧郁景观。JohannGottfried在年写道，拉脱维亚农民的歌曲拥有“纸上写不出来的鲜活的存在感”，正是这种鲜活的存在，在现代历史的变幻莫测之外，成为怀旧渴望的对象。”所有未经修饰的人们唱着他们所做的事，因此唱着历史。他们的歌曲就是记录他们科学和宗教的宝库……在这里每个人都在讲述自己，并以他本真的面目出现。”怀旧与发展一样取决于不可重复或逆转的现代时间观念。浪漫的怀旧者坚持他怀旧的对象处在某个时间停滞的乌托邦，是超越当下的经验空间并与之保持着安全距离的。浪漫主义怀旧不仅与发展对立，更打破了它的线性概念和黑格尔辩证的目的论。怀旧者的目光不仅落在身后还转向侧面，并以挽歌与讽刺的断句表达自己而非在哲学或科学论文中。总之怀旧保持着其非系统化和不可合成的特点，它诱惑，而非说服人们。不可被普遍替代的乡愁语言被强调，成为民族国家意识复兴的工具浪漫的旅行者只有从远方才能看到消失的世界整体，旅程给了他视角与制高点，因此国家意识来自社会外部而非内部，“有乡愁的人从来不在本土，而是生存于乡土与普世夹缝的流离者。”而有趣的是不同民族传统的知识分子和诗人都开始声称他们有一个不可被翻译的特殊词汇来表示乡愁。即使德语heimweh、法语maladiedupays、西语maldecorazon已属于“乡愁”世界语的一部分，新兴国家仍坚持他们的文化独特性。捷克语中litost一词，意为同情、悲伤、悔恨和无法定义的渴望。根据米兰昆德拉的说法，litost“感觉就像打开的手风琴一样无限”，其中“长而有力的第一个音节听起来像一只被遗弃的狗的哀号”；俄语toska的低语声在流亡文学中出名，唤起人们对无限空间的幽闭恐惧感。从字面上看，toska暗示了一种几乎令人窒息的极度匮乏感，而这种感觉也存在于波兰语tesknota闪烁的音调中。伊娃霍夫曼将tesknota描述为一切失去事物的“涌现”，给人一种类似toska的限制和压倒感，仿佛被巨大而绝对的事物迷住了，同时又多了份俄罗斯人无法理解的无常的艺术感；葡萄牙人和巴西人有他们的saudade，一种温柔的悲伤，微风轻拂而色情，不戏剧化但令人难以忘怀；罗马尼亚人则声称dor这个词像匕首一样铿锵有力，这是其他国家都无法感同身受的，它指的是其文化历史里特有的悲痛。虽然每个术语都保留了其语言的特定韵律，但所有这些无法翻译的词实际上又都是同义词，并且都渴望不被翻译，渴望独特性。虽然细节和味道各不相同，但世界各地浪漫怀旧的语法却大同小异。“我渴望因此我存在”成为了浪漫格言。于是在浪漫的文本中乡愁变得充满情欲。民族语言的特殊主义类似于个人的爱，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被埋葬在故土的某个地方，故而作为自然的化身：Sylvie代表森林，Undine代表海洋等等。浪漫主义情怀成为拉丁美洲新民族复兴的基调，无数小说以女性的名字命名。但民族解放并不是19世纪唯一旋律，许多诗人和哲学家在纯粹地探索着乡愁情结，而不是将其用作通往民族国家的载体。康德在忧郁、怀旧和自我意识的结合中看到了独特的审美感，它没有试图客观化过去，而是提高了人们对困境和道德自由的感知。对于康德来说，哲学是一种对更美好世界的怀念，乡愁是人类的共同点而非分裂势力。诗人和哲学家并未找到安放乡愁的准确地点，但他们专注的是探索本身。诗意的语言和隐喻似乎是对人类渴望的顺势疗法，通过共情与疼痛发生作用，虽然也并不保证完全重现这种幻象。这到底是谁的乡愁Nostalgia作为曾经生病的士兵，浪漫诗人与哲学家表达的个人情感，却还是逃不过变成国家政策和口号的命运。随着瑞士民族主义的发展，“粗俗”的本土歌曲被学校教师改写，试图呼应爱国主义和进步，“民族”这个词就是引入本土歌曲的新词之一。第一代浪漫主义者不是政治家，因此当乡愁变得政治化时，浪漫与国家建设相联系，本土歌曲被“净化”。民族国家的官方记忆容不下无用的乡愁情结本身，某些山村旋律对他们来说显得过于轻浮且不正当。“我敢说，忘记或搞错历史恰恰是形成一个国家的重要因素，因此历史研究的进步是对民族的一种干扰”欧内斯特·雷南（ErnestRenan）写道，“法国人不得不忘记圣巴塞洛缪大屠杀之夜和13世纪在南边的贝济耶大屠杀。一个民族的复兴归来不仅是失落的伊甸园，而是一个充满牺牲，荣耀与过去苦难的地方。这像是一种对最初的“瑞士病”的倒置：在国家意识形态中，个人渴望将转化为集体归属感，依赖于超越个人记忆的过去苦难，过去的失败与团结民族的胜利一样突出，民族国家基于的社会契约同时也是情感契约。19世纪：“失落的过去”被宏伟地复兴重建，修复与驯化怀旧作为一种历史情感在浪漫主义时代成熟，与其同时期的是大众文化的诞生。19世纪早期沙龙文化转变为对逝去的事物的仪式纪念将日常生活融入社会剧场中，纪念品化。“人造自然”于是开始在欧洲人的想象中扮演重要角色。19世纪中期，过去不再是未可知，而成为文化遗产在博物馆和纪念馆中被制度化。古老的纪念碑被修复原状，意大利教堂以文艺复兴时期形象进行重建，这应该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无法想象的。过去的历史感与离散性构成一种新的19世纪感性，分歧也随之产生：对历史修复的支持者提议统一重建过去的历史和艺术纪念碑，而认为历史残骸有其自身纪念意义的人则认为废墟和碎片可以使人感性地真正体验与反思过去和时间的流逝，而这是重建无法做到的。同时自然景观被资本阶级不完整地移植进城市家庭，（例如温室，水族馆）被驯化框定为一种缩影和纪念品，而非追求对过去经验的完全重现。忧郁的失落感变成了一种风格，一种十九世纪后期的时尚。怀旧情结在被私有化的同时也被赋予了公共风格和空间。沃尔特·本杰明将19世纪巴黎的资产阶级住宅描述为一个微型剧院和博物馆，国家和私人住宅因此交织在一起。公共怀旧被归纳为各种风格：从拿破仑所青睐的帝国风格到新哥特式、新拜占庭式等等。变革伴随着宏伟风格的复兴重建画上句号。HunterianMuseum,s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快速步伐增加了人们对过去慢节奏和传统的渴望。然而正如皮埃尔·诺拉所说，纪念场所是在记忆消失的制度上建立起来的，仿佛纪念仪式可以弥补回不可逆的时间。损失越严重，纪念仪式的过度补偿就越多；而与过去的距离越远就越趋于将其理想化。这种新兴的对过去的痴迷反而揭示着“遗忘的深渊”，怀旧成为仪式，试图掩盖着人们与过去正在脱离。Anti-Nostalgia：试图摆脱历史记忆发展的民族殊途同归怀旧被认为是一种欧洲病。因此希望将自己与老龄化欧洲区分开来的国家在“反怀旧”前提下发展出自己的身份，声称已经设法摆脱了历史时间的负担。“我们，俄罗斯人，就像私生子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遗产，也没有与之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有任何联系。我们的记忆不会超过昨天，我们对自己就像陌生人一样，”彼得·恰达耶夫写道。这种自我批判的说法其实也很适用于年轻的美国，只需将俄罗斯永恒的宿命论调换成美国永恒的乐观主义即可。暂时忽略一边是绝对君主制一边是新民主制之间巨大的政治差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历史记忆的抵触极为相似（尽管口音不同）。19世纪早期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自然国”，生活在当下，不需要过去。对过去的崇拜不过是被习俗与名称蒙蔽了理智。恰达耶夫在俄罗斯意识状态下哀叹其遗产、合法性和记忆的匮乏，在美国这点却被庆祝为自然又进步的新精神。相比古老的欧洲和它的文化遗产，两国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自卑的优越感。两者的自我定义都是反历史的，只是俄罗斯人落在后面而美国人跑在了前面。俄罗斯游牧精神的发现者恰达耶夫从国外归来后被认为是疯子，于是在自己的故乡成为了一个“移民者”。泛斯拉夫主义者后挪用了其对俄罗斯心态的批判，将精神渴望toska和历史责任感的匮乏转换为俄罗斯灵魂的特征和这个民族的胎记。而在美国，这种年轻的健忘使得国有化的进程和被称为“美国生活方式”的抽象理念成为可能。19世纪俄罗斯的传统中，作家和农民成为民族梦想的载体；而在美国企业家和牛仔是生活中的终极艺术家。俄罗斯的民族基础与乡愁文化宝库通过学校课程集中研究灌输；而美国生活方式的传播则依赖于流行文化。表面上看俄罗斯的精神渴望与美国梦十分不同，但他们实际共享着关于超越历史和记忆的梦想。也许在边境的某个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幽灵遇到了米老鼠的幽灵。就像《群魔》里的角色一样，他们在彼此交换着苦笑。小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