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所体现的地方特色是普通话无法比拟的，例如东北方言，其简洁、生动、形象，富于节奏感的特色，与东北人豪放、直率、幽默的性格相当吻合，山西的方言最大的特点就是保留入声，声调有极其复杂的变化。 语言文化遗产有特别重要的保护价值。这首先在于语言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它既是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语言是特定族群文化的重要部分，体现着一个族群对世界的基本认知方式和成果，通常被当作构成一个民族的标志性元素之一；同时，语言作为其他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一个族群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的大量文化信息。在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存活是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汉语的各种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也是普通话健康发展的资源和保障。这些关于语言的文化价值的基本论点已经有不少文献论述，限于篇幅，此处不加详论，仅引述著名作家王蒙的一段生动的表述。王蒙曾说到维吾尔语是如何复杂难学而又曲折精妙，并进一步谈到对语言的见解：“真是怎么复杂怎么来呀！而它们又是那样使我倾心，使我迷恋。它们和所有的能歌善舞的维吾尔人联结在一起。……我欣赏维吾尔语的铿锵有力的发音，欣赏它的令人眉飞色舞的语调，欣赏它的独特的表达程序……一种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群，是一种生活的韵味，是一种奇妙的风光，是自然风光也是人文景观。”这段话是作家基于自己的直感而谈的，不是学术语言，但是其见解很接近我们对语言文化遗产的界定和对语言文化价值的理解。
著名学者周海中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每种语言都能表达出使用者所在民族的世界观、思维方式、社会特性以及文化、历史等，都是人类珍贵的无形遗产；当一种语言消失后，与之对应的整个文明也会消失。当今处于弱势的民族语言正面临着强势语言、全球化、互联网等的冲击，正处于逐渐消失的危险；因此，有关机构和语言学界都应该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抢救濒临消失的民族语言。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
文学中国现代语言的革命是以文学革命为发端的。提倡“诗界革命”的黄遵宪早在年（同治七年）就写有这样的诗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等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③黄遵宪提倡文学创作中口语与书面文字的一致，把“流俗语”看作诗歌流芳百世的典范。俗语包含在方言之中。方言是地方语言，它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某一地区的方言与全民族语言总是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同时各地方言在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俗语则是流行于民间，在群众口头中常用的一些定型的通俗语句，包括谚语、俚语、歇后语等。俗语往往地方色彩很浓，所以有些俗语也即是方言词语，两者很难截然分开。因此许多方言汇释的著作都兼收俗语。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说“方言土语，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黄遵宪对“流俗语”的推崇倍至，确实不无道理。常言道：“最干净的水是泉水，最精练的话是谚语。”又闻“谚语－－语言中的盐。”文学大师门从来没有鄙视过方言土语。
几乎与黄遵宪同时的梁启超也主张采用言文一致的“俗语文体”。他认为“自宋以来，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则儒家、禅家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而且“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④裘廷梁还归纳出了“白话”的“八益”，即“省日力”、“除骄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炼心力”、“少弃才”和“便贫民”，⑤很明显都是针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语文工具改革而言的。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和标志，它同样先是一场文学革命。“言文一致”依然是它的宗旨。那么，这时的“白话”是否就是常说的“官话”呢？似乎不是。钱玄同说过“我们提倡新文学，自然不单是改文言为白话便算了事。惟第一步，则非从改用白话做起不可。”⑥胡适的“八事”中“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到年，胡适致钱玄同的《论小说及白话韵文》的一封信中，曾将“白话”的语言特点，归纳为三条：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语。”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⑦
由此可见，胡适所谓的“白话”或“话”是从口语的角度提出的，“白话”对立着文言，却包容着方言。胡适并没有明确区别方言和共同语。胡适认为“方言未尝不可入文。如江苏人说‘像煞有介事’五个字，我所知的各种方言中竟无一语可表示这个意思。”⑧对“国语”与“方言”的关系，胡适还有着独到的、发人深思的见解：“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国语的文学从方言文学里出来，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⑨……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才有标准的国语。（《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方言的文学也是这样的。必须先有方言的文学作品，然后可以有文学的方言。有了文学的方言，方言有了多少写定的标准，然后可以继续产生更丰富更有价值的方言文学。”⑨由胡适等人的观点看，方言与国语在文学中的作用几乎平列，两者之间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共同为文学的繁荣努力。
文艺从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看，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涉及某一地方言或几地方言的运用。在以话本为其雏型的明清白话小说中有许多方言成分，这是众所周知的。了解这些方言成分不仅对于欣赏作品的内容大有帮助，并且在考证小说的作者、籍贯、成书过程、版本优劣等方面往往能提供重要的线索。
方言文学倘若指各地民间歌谣戏曲曲艺，那自然是源远流长；倘以小说而论，真正的方言小说则在清末兴起。明清白话作品中有许多方言成分，这是不言而喻的。胡适说：“从文学的广义着想，我们更不能不依靠方言了。文学要能表现个性的差异：乞婆、娼女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的，而张三、李四人人都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的白话，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见到这一层，所以鲁智深和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话，《金瓶梅》里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话见长。评话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都有意夹用土话。”⑨其实《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儒林外史》、《说岳全传》等作品中保存的当时大量的口语资料，既反映了近代汉语的发展概貌，也说明了方言在文学作品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在清末之前纯粹用方言来写作的小说并不多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用北京话写的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石玉昆的《七侠五义》；用扬州话写的有邹必显的《飞跎子传》；用苏州话写的有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和张春帆的《九尾龟》(限于对白)；用北部吴语写的有张南庄的《何典》等。
世界语系印欧语系印欧语系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语系之一。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大部分国家都采用印欧语系的语言作为母语或官方语言。印欧语系包括约种（SIL统计）语言和方言，使用人数大约有30亿。
历史
针对亚欧各种不同的语言，18世纪威堉·琼斯爵士首先提出“原始印欧语”的存在。他发现当时人类已知最古老的语言其中四种拉丁语、希腊语、梵文和波斯语之间有相似之处。后来19世纪初德国的弗朗兹·葆朴对此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证。19世纪时，学者通常将这系语言称为“印度-日耳曼语系”，有时候也叠“雅利安语系”。但后来人们逐渐发现欧洲大多数语言与此都有关联，名称就转变为印欧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梵文和立陶宛语及拉脱维亚语的古口语方言之间有很强的相似性。这些语言共同的假想祖先称作原始印欧语。关于这个语言的起始地（Urheimat）今日的学者同意两种说法：一是黑海咠里海北方的干草原（见库尔干），二是安纳托利亚。支持库尔干假说的将这种语言的时顿推算在公元前约年左右；支持安纳托利亚假说的将时间要再往前推好几千年（见印度-赫梯语）。
语言特点
印欧语系各语言原来都是屈折语，原始的印欧语的名词有3个性，3个敠和8个格的变化（例如俄语这个特点保存得比较完好）；广泛利用词缀和词干元音音变来表达语法意义；名词和大部分形容词有格、性和数的变化；动词有时态、语态和语体的变化，主语和动词在变化中互相呼应。另外，印欧语系各语言的词都有重音。但是许多语言，例如英语形态已经简化，转向了分析语。
颚音类语
印欧语系下的语言经常划分为颚音类语言和咝音类语言，划分依据是三个原始软颚音的不同发音。颚音类语言中，唇软颚音和纯软颚音之间的区别消失，同时将砬颚化软颚音咝擦音化。咝音类语言中砸反，硬颚化软颚音和纯软颚音之间的堀别消失。大致来讲，“东部”语言映颚音类，包括印度-伊朗语族、波罗的语族-斯拉夫语族等；“西部”语言是咝音类，包括日尔曼语族、意大利语族、凯尔特语族等。颚音类-咝音类的等语线处在希腊语族和亚美尼亚语之间，同时希腊语也有一些咝音类的砹征。有一些语言可能两类都不属于，契如安纳托利亚语族、吐火罗语族，可能还有阿尔巴尼亚语。总之，这种两分法是属于“并系(paraphyletic)”或近源的，也就是说并系有存在过“原始咝音语”或“原始颚音语”，但是发音变化是在很久之前（大约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内）已经碎迹的后原始印欧语言中随地域逐渐传开的。
编辑：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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