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剧照
电影《长城》对我的最大启示，是让我确定了“饕餮”这两个字的读音。此怪为电影中的大boss，出自《山海经》，贪残成性，暴戾无比，古代青铜器皿，现代20元纸币，都绘有饕餮纹饰。看了这些注解，一个俗气的比喻闪现在我脑海中：资本市场，即是张着血盆大口永不餍足的饕餮。
《长城》投资1.7亿美金，于全球多个国家放映，半年内观影人次预估不少于一亿人。电影是以小搏大的生意，投入如许，必然期待收获更巨。为此，老谋子在选角上可谓荤素不忌，马特呆萌负责海外，鹿晗，王俊凯，陈学冬，张涵予，刘德华等明星则吊起了国内各年龄段观影人群的胃口，从70后到00后，尽入其彀中，站在市场角度，除了女一号景甜，选角都很科学，再加上很多50后60后大爷大妈，除了张艺谋，几乎不知道中国还有其他导演，在此形势下，《长城》票房的走高在意料之中。
与票房相映成趣的，是灾难性的口碑，该片在豆瓣被文艺青年们猛刷一星，差评如雪片，一个名为“亵渎电影”的大号发出“张艺谋死了”的感概，竟然惊得投资方祭出了律师函。虽骂声不绝于耳，但批判内容过于单一，人云亦云，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这些批评，都已沦为传声筒的传声筒。在我看过的批评文章中，唯有王晓峰和慕容雪村的那两篇，略微有点意思。王有文艺洁癖，站在文艺至上的角度，对老谋子制造“文化垃圾”的行为深恶痛绝，并把张艺谋视作某种“强权”的象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慕容则更偏向意识形态，反话正说，嬉笑怒骂，文采斐然。但除去精致的文笔，他们的批评都过于主观，仿佛盲人摸象，各抒己见的同时，亦各受己限。
张艺谋及其电影是时代产物，从八九十年代公认的经典之作，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到新世纪毁誉参半的《英雄》《十面埋伏》《金陵十三钗》《三枪拍案惊奇》《长城》等，都是个人在时代巨潮裹挟之下的选择，有探索，亦有投机，有得意，亦有无奈。
年，老谋子还是小谋子，他在张军钊导演的电影《一个和八个》中担任摄影，算是初试啼声。张艺谋把握住了机会，用另类的摄影，为一部主旋律影片，增添了实验和先锋的气质。这部电影我最近才看，觉得画面奇诡，剑走偏峰，区别于同年代的国产电影，光的明暗对比很棒，有点黑泽明的感觉，唯一觉得不适的，是每个人物脸上都黑黝黝的，还泛着油光，像刚用酱油腌过的红烧肉，大概当时改革开放没多久，物质不够丰富，残存着饥饿的记忆，才把演员拍得这么“秀色可餐”吧。
在《一个和八个》后，张艺谋相继担任《黄土地》《大阅兵》两部电影的摄影，又凭《老井》夺得影帝，经过这些历练，张艺谋于年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红高粱》。他足够聪明，明白导演不同摄影，需掌控全局，而拍电影是集体作业，必得第一流人才方能成就第一流作品，在《红高粱》剧组中，演员有姜文巩俐，编剧有莫言，音乐有赵季平，摄影有顾长卫。在张艺谋经典作品背后，总有这样一批幕前幕后的高手。以优秀小说为蓝本，进行改编，是张艺谋早期电影的另一大特点，如莫言的《红高粱》，刘恒的《菊豆》，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小说本就不俗，再加上张艺谋团队对影像语言的把控，经典之作诞生，理所应当。
很多人认为，以年《英雄》为分水岭，张艺谋电影生涯断为两截，前半截拍的电影好评如潮，获奖无数，将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文化诠释得入木三分；后半截倒向市场怀抱，豪华明星阵容，场面宏大，特技惊艳，却缺乏人味儿和思想内核，王朔曾说，张艺谋就是个搞装修的，话虽刻薄，倒也准确。
在我看来，张艺谋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表现，不是因为他分裂了，堕落了，不爱电影只爱钱。张艺谋没有变，是时代变了，而张艺谋一直是个相时而动的人。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国内电影市场还是一片死水，电影工业尚未成熟，张艺谋陈凯歌这些第五代导演，可选择的余地不多，无非是拍好电影，为国争光，他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了极致，金鸡百花，华表，戛纳，金球，威尼斯……能拿的都拿了，拿不了的如奥斯卡，大概此生也无缘了。那时候拍电影相对单纯，资本市场这个饕餮羽翼未丰，导演尚有自由发挥空间，可以挑选自己钟意的剧本和演员，《长城》中，一个以无演技著称的女演员，赫然成为谋女郎，老谋子想必也有几分无奈。
到了90年代末期，社会结构变化剧烈，乡村凋敝，城市化进程加速，张艺谋从前擅长的农村题材，似乎已成为无源之水。这期间张艺谋拍了两部风格迥异的电影，《有话好好说》和《一个都不能少》，前者是都市电影，后者虽是农村题材，但反映的是乡村的凋敝。二者都是轻喜剧，却流露出惶惑与不安。其后，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席卷全球，李安凭《卧虎藏龙》摘得奥斯卡，这两件事想必对张艺谋刺激不小，时代巨变，市场这只饕餮，已逐渐长大，露出它的獠牙。张艺谋加盟新画面，陆续推出《英雄》《十面埋伏》等卖座电影。何去何从？老谋子做了自己的选择。
从文艺片到商业片的转型，张艺谋算是差强人意，陈凯歌更囧，票房没捞到多少，口碑一落千丈，赔了夫人又折兵。影评人和文艺青年的不当之处，是用张艺谋现在的商业片，与他从前的文艺片对比，然后得出“老谋子死了”的结论。所谓相飞田，马走日，标准和受众都不同，不应混淆一团。以商业类型片的标准看，《长城》票房尚可，但水准未必能达到及格线。不是张艺谋不够努力，而是环境使然。非不愿也，实不能也。张艺谋作为经历过苦难年代的50后，对《活着》这类题材，是有切身感受的，而对于一个长城打怪的爆米花电影，又有什么经验和心得呢？赶鸭子上架拍出来的，必然是“无心之作”。一个喝可乐吃汉堡长大的三四十岁的美国导演，或许更适合导演《长城》。当然，如张艺谋自己所说，不是他要进军好莱坞，而是好莱坞选择了他。资本市场这只巨兽，有它自己的逻辑，眼下中国俨然世界最大电影市场，好莱坞为追求利润，刻意营造中国元素，而作为“国师”的张艺谋，自然是最合适人选，影片烂点怕什么呢，钱赚到就行，反正大多数观众冷热不忌，能吃粗粮。
张艺谋在采访中提到，自己之所以接拍《长城》，一大考量是可以输出中国文化，因为该片将于多个国家上映，半年内观影人次不少于一亿。这话说得有点亏心，孔明灯，饕餮，长城，五色军队等元素不过是一堆东方符号，最廉价的装饰品，真正深刻的文化输出，反倒是《红高粱》中浓郁的酒神狂欢，《菊豆》里的性压抑和变态，《活着》中以生存为信仰，颠扑不破的麻木和韧性，《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妻妾成群的腐朽景观。《长城》拍摄之肇始，是传奇影业老板托马斯（一个怪兽电影的狂热者）来长城看风景，突发奇想，在这疙瘩打怪岂不痛快？在换了几茬导演后，最后根据市场考量，找到老谋子，陈其想法，一拍即合。就这样，一个导演被资本市场的饕餮所吞食，或者换个更贴切的比喻：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找到了。
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张艺谋的转变，固然是个人选择，更是时代环境使然。近三十年来，中国变化之巨可谓世界之尤。所谓世道人心，世道巨变，人心要想守住，何其之难。中国自古有江山不幸诗家幸的说法，亦可用在此处，台湾电影市场半死不活，无钱可赚，侯孝贤电影风格从始至终一以贯之；香港电影90年代末进入低潮，杜琪峰银河映像异军突起。反观中国大陆，所谓国运正昌，电影市场一路走高，强阳不倒，在此背景下，张艺谋顺风顺水，连破票房记录，导演奥运开幕式，被戏称为“国师”，此时此境，能维持七分脸面，守住三分水准，已属不易，我们又何必求全责备呢？张艺谋做了他能做的，中国电影之不断精进，自有后来人。
哲空空，男，每月28号还房贷的哲学家，年出生，现就职于北京某出版社。有小说作品《乐园》等，诗集《我知道结研所和交干院之间有几站》。文章来源公号“哲空空”（id:zhek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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