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汪益民浙江知青
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
年4月赴黑龙江省依兰县平原公社插队。
年5月迁移到浙江临安县板桥公社插队。
年10月考取浙江大学数学系计数专业。
年1月提前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并留校工作。曾先后担任学生辅导员、系总支副书记、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学院党委书记等职务。
年12月从浙江大学退休。
老汪俄国奇遇记
话说年1月9日凌晨，本人等了近两年时间后，终于登上了北京－莫斯科的国际列车。经过6天的颠簸，于14日中午抵达了莫斯科。第三天下午又坐上莫斯科－伏尔加格勒的火车，于18日上午到达目的地。开始了在伏尔加师范大学的一年进修、访问。
初到苏联，虽然感觉它日用品匮乏，卢布不断贬值（黑市上是5:1,后来很快到25:1,到我回国前在莫斯科达到:1。而我们大使馆始终以60卢布加＄标准发给我们生活费而不是原先国内承诺的＄）。但是，给我们的印象还是一个超级大国：国土辽阔，资源丰富，人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明程度高，科技发达，海陆空交通便捷等等。
与江*泽*民同志握了手
经过几个月的进修,自我感觉俄语熟练了不少,胆子也大了些，于是就蠢蠢欲动了。我和另一个进修生小张就向学校申请去列宁格勒（现名圣彼得堡）出差，获准后（否则不仅回来没法报销还要挨批评）我们于5月初出发，5月8日抵达列宁格勒，当我们玩了几天后，买好了17日晚去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的火车票后，正在涅瓦大街上闲逛。突然我发现一个在浙大成教学院的干部董某，真是太难得了。两人大叫着，彼此握手问候并介绍自己的同伴。这时他们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息：他们受大使馆委托，刚去了斯莫尔尼宫考察，为19日江*泽*民参观并与苏联方面会谈作准备。
大家都知道，在国内要见到一位国家最高领导人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是在文革的8次红卫兵接见活动中，上千万红卫兵也只能踮脚翘首远远地眺望那模糊的轮廓。难道这样的机会就让它失之交臂？怎么办？我们认真的商量了一下，很快就决定：先去塔林市玩，并退掉从塔林去里加的火车票，然后乘18日的夜火车于第二天清晨返回列宁格勒后再直奔斯莫尔尼宫，希望我们能在国外近距离一睹第三代领导核心的风采。
塔林之行完全按计划进行。那天我们回到列宁格勒后与上午9点左右赶到了斯莫尔尼宫。老远我们就看见有几个苏联警察在那儿执勤，一开始我们还担心会被驱赶。谁知道，我们走近后，他们连问都没有问一句。真在疑惑之际，一批中国记者三三两两地陆续来了。我们霎时恍然大悟：苏联警察把我们也当作随行记者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一阵摩托车轰鸣声由远而近，很快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斯宫前下了车。只是苏方领导人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当时苏共书记处书记法林等人。江*泽*民一行下车后，在苏方人员陪同下先向院子里的列宁塑像献了花，然后与法林并排走进斯宫时，我用“傻瓜”照相机拍下了一张照片。然后我们随着一批记者来到了二楼的会议厅，允许记者们在会谈正式开始前有一、二分钟的拍照时间。正式会谈开始后我们又一次参观了斯宫，然后就到斯宫门口的小广场上等着领导人从里面出来。因为我们希望能拍一张与领导人握手的照片。
正当我们以为希望要落空时，苏联摩托警卫队的领队向中联部的一位翻译提出一个请求：全体摩托警希望与江主席合影留念。翻译一听，立刻跑进宫里请示。很快他就跑出来，招呼摩托警们赶紧列队。我们会心一笑：机会来了！于是，我们马上准备好相机，并约定由我先上，小张用我的理光相机给我拍照，然后交换。不一会，江主席就在苏联领导人的陪同下走出斯宫，径直走向摩托警们，并坐在他们中间预定的位置上。合影完后，他又挨个与他们一一握手。我乘机站在最后一位摩托警身边，当江主席刚与摩托警握完手，我马上热情地伸出手去，握住了江的手说：“祝江总书记访苏成功！”随身的中国警卫惊愕而警惕地看着我。说是迟，那时快，我的同伴及时地按下了快门，等警卫抬手去档相机时已来不及了。接着警卫立刻护送江主席上汽车，然后又立刻返回来问我的姓名、国内工作单位等。为此，直到我回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点忐忑不安，担心安全部门来找麻烦，幸好后来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当然同伴与我的约定就泡了汤，他既没有握上手、更没有拍上照。后来，等照片冲印出来后，他要了一张留作纪念。
亲历“8.19”事件
自5月份出差回到伏尔加市，经过近三个月的学习、休整，我们又决定在小张回国前（他比我要早3个月回国）再出一次差。这次的目的地选择在莫斯科。我们是8月18日飞抵莫市，19日我们访问了莫斯科大学。返回旅馆途中听说发生政变了，戈尔巴乔夫被软禁了。第二天一早，我们正打算去瞻仰红场上的列宁墓。谁知一到红场，只见红场上停放着许多坦克和一些坦克兵。坦克把整个红场和克里姆林宫都围起来了。有几十个苏联男女围着坦克，在和坦克兵大声地说着什么。而坦克兵们面带微笑，几乎只听不说，我还和坦克兵在他的坦克前合了影（可惜不太清楚）。所以，红场上整个气氛还是比较轻松的。瞻仰活动当然暂停了。而这么大的事件在街上几乎看不出与平时有什么两样，大街上的苏联人似乎并不关心。只是我们去邮局向国内打电话时被告知国际电话不通。傍晚当我们坐出租车回旅馆的路上，司机告诉我们：发生政变了，要打内战了。回到旅馆，我们一进房间就立刻打开电视，不一会儿就看到由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现场直播节目。我们发现，为首的亚纳耶夫在宣读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时，两只手在不停的抖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更是结结巴巴，尤其是问到戈尔巴乔夫患的什么病？现在在哪里？等问题时更是语无伦次。我们边看着电视，边议论着苏联政局走向。虽然我们不是政治家，但是感觉这个委员会肯定是长不了的。同时我们最关心的是我们的出差任务怎么办。商量以后决定，为了逃避可能发生的内战，还是采用老祖宗的法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21日上午，我们走了好多路才买到了傍晚去基辅的火车票，打算尽快逃离了莫斯科。谁知道，我们刚上了去基辅的火车，就听到报童在叫卖号外新闻：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了，它的成员在去机场途中悉数被逮捕（除一人自杀外）。虽然结果不出我们所料，但是这么快垮台还是让我们感到吃惊。不久，叶利钦颁布“禁共令”，查封了各级共产党机关，冻结共产党的经费等等，竟然没有遇到什么有组织的抵抗。民心向背已经非常明显，苏联解体也就不会太远了。
91年年底，我又一次来到莫斯科，准备用剩下的卢布买一些小礼品，并预定回国火车票和办好各种回国手续。当我再次来到红场时，不无伤感地看到，克里姆林宫上的镰刀斧头旗已被俄罗斯的三色旗所取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曾是第二个超级大国就这样平静的消失了。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和自己下台。
顿河遇险
那事发生在年的7月下旬。因为在伏尔加师范大学进修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批国内的中学俄语教师，他们将于8月份回国，伏师大利用暑假组织我们中国留学生参观一个顿河边的哥萨克民俗文化村。那一天，我们津津有味地观看了村民们的歌舞表演，参观了他们的住宅。因时间还早，天气又热，大家向带队老师提出了到顿河游泳的要求，老师同意了。
到了顿河，我们中一部分换上泳装下到水里，一部分和苏联老师坐在岸边一边谈天，一边看我们戏水。我因为不会游泳，所以下到水里，只敢趟到齐胸深处，然后往岸边游几下。过了没多久，只见刚换了泳装的成都大弯中学陈老师从岸边一头扎进水中，闷着头就朝河中游来，不一会儿她就从我身边游过去。正当我转身去看时，突然见她双手乱扑，在水中挣扎。原来她也并不算会游泳，个子又不到1米半，一口气游了十几米想站住换换气，哪知道已经站不住了。这时，其他人都还未发现这一情况。说是迟，那是快，我来不及想什么领袖教诲，一把拉住她的手。这时，她借助我的手劲一下子抱住了我的脖子，然后抬起头来一声尖叫。凄厉的叫声惊动了所有的人。但是，这时我已被她的牵引作用拉到了齐脖深的位子，我感到浮力大大增加，两人都处于极端危险之中，随时都有被河水冲走的可能。幸亏她的这声尖叫，引起岸边人的注意，他们一看这情景，吓得大声呼救。这时，在我俩不远处有一个当地人在游泳，他听到呼救声，在岸边人的指引下很快就发现了我们并立即游过来把陈老师救了过去，随后我也就得救了，只是脖子、手臂上多了一些伤痕。事后大家还议论纷纷，而且有的同胞自己讲：虽然也在游泳，也看到了这一幕，但是不敢来救。
不想陈老师回国后，给浙大党委写了一封表扬信。这封信后来被登在年12月5日的浙大校刊上，题目叫“闪光在异国他乡”。我从俄国回来后，先被安排在校宣传部工作。2月份一上班，同事就给我看了这张报纸。
在苏联进修的一年很快就结束了。由于亲身经历了大到轰动全球的苏联解体过程，小到零距离体察苏联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甚至创造了一个不会游泳的我在顿河里救了一个四川大湾中学女俄语教师的奇迹（现在想起来也很后怕，差一点就成了烈士）……使得年在我一生的记忆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苏联的解体在我看来是一个悲剧，发生过不少退休职工乞讨、流浪甚至自杀的事情。但是也让我得以在一年里走了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匈牙利、哈萨克斯坦等国，当然，除了俄国，其它国家都无非是走马观花、到此一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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