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严歌苓是个听上去有些陌生的名字。
可一提到与她有关的电影，相信十有八九的人，都会如雷贯耳。
李安的《少女小渔》、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陈凯歌的《梅兰芳》、冯小刚的《芳华》，无一不是出自她的笔下。
她捧红了孙俪、倪妮、刘若英、李小璐等大批的当红女明星，为华语电影的辉煌成就，贡献了半壁江山。
如果说，琼瑶曾是电视剧收视率的保证，那严歌苓绝对可以看成是华语电影的票房良药。
作为踏出国门的美籍华人，严歌苓一生命途多舛。
幼时她身处时代逆流，目睹生命的破碎和人心的险恶，少女时代又经历过爱人的被判和战争的血腥。
及至成年，她经历过一场失败的婚姻，又失去了做女人的权利。
可励志的是，她没有被苦难淹没，反而最终誉满天下，成为时代的记录者。
外媒称她是“一位不凡的华裔女性”，莫言则盛赞她是“一位真正的美女作家”。
今天，是她60岁的生日。
她穷尽毕生为女性而歌，今天，就让我们来记录一个，属于她的精彩故事。
01
为什么中国的名导们如此钟爱严歌苓？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因为我经历过无数个人生。”
严歌苓的一生，有着太多苦难艰辛，也领略过太多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生死与人性，是成年人都不愿意面对的两个冷冰冰的问题。
而严歌苓却在9岁那年，接受到了有关生死与人性的“第一课”。
年，严歌苓生在了一个人人艳羡的书香门第。
父亲严敦勋，笔名萧马，是文学史上留名的作家，母亲贾琳则是话剧团的演员。
浸润在这种文艺气息浓厚的家庭氛围中，严歌苓的童年也曾一度无忧无虑，并从小培养了一身的浪漫气息。
然而，时代的巨轮也会遇上惊涛骇浪，船上的人也皆难以幸免。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严歌苓的父亲很快就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下放到农村“改造”。
母亲也丢了话剧团的工作，带着两个孩子孤苦地生活。
从衣食无忧到惶恐不安，面对这种落差的严歌苓，彼时仅仅9岁。
那一年，跟严歌苓家比邻而居的一对老夫妇，在经历过无数次批斗之后，在毫无预兆的一天，手拉着手，从楼顶纵身跳下。
那一日，严歌苓在家中窗前，目睹了这凄凉血腥的一幕发生。
于她而言，两条生命的消逝，如梦一般似真似幻。那对老夫妇的音容笑貌，仍一直在她脑子里盘桓。
死亡是什么样子的？
对于严歌苓的童年记忆来说，死亡就是地上两个大坑，外加空中五颜六色的糖纸。
因为那对老夫妇自杀前，吃光了家里所有的糖，品尝了人间的最后一口甜味。
对严歌苓而言，那一幕场景，一直停留在她幼小的心灵里，久久不能忘怀。
后来，有个女作家要被红卫兵抄家。
为了不被羞辱，她先一步服了安眠药自杀。
所幸大家及时发现，医院，脱光衣服、插上一堆管子，才算把命抢救了过来。
可由于她是“畏罪自杀”，医院只管抢救不管接收，看她死不了了就把她扔到了走廊，全身只盖了一条床单。
这个女作家跟严家交情深，严歌苓便在一旁守着她。然而过往的人总有不怀好意者，想借此机会“大饱眼福”。
有个电工来来往往好几回，故意把烟头掉在床单上，借故抖烟头而把床单掀起来，就为了看一眼这个濒死之人的裸体。
严歌苓目睹了这一切，内心极度崩溃：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时代的浊流，让原本丑陋的人性，失去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电影《芳华》剧照
成名之后，面对媒体采访，严歌苓曾悲怆地说：“我12岁就是成年人了。”
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无数小人物的苦难逼着严歌苓向童年说再见，让她过早地体验了人生的冷暖悲凉。
更戳心的是，命运似乎并不只甘心让她做一个旁观者，而是更希望她成为苦难的亲历者。
02
幼时的严歌苓，只有一个爱好——跳舞。
12岁那年，她报考了成都军区的文工团，成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
小小的她，全身心地把舞蹈当成自己的第二生命。
为了完成自己领舞甚至是独舞的心愿，她每天早晨4点钟就起床压腿、练功。
然而，或许是没有舞蹈天赋，又或许是命中注定的挫折，严歌苓在文工团待了8年，从小女生长成大姑娘，却从来没有实现自己心愿的机会。
图片来自电影《芳华》
不仅如此，文工团这个原本神圣又充满使命感的地方，带给她的，还有情感上无尽的痛苦与失望。
15岁那年，严歌苓喜欢上了一位年轻军官。
那时候，部队纪律严明，不经批准不允许恋爱。为表心迹，也为了纾解单恋的痛苦，严歌苓不断地写信给军官，两人一度也曾有过一段恋人未满的“暧昧期”。
但后来，军官爱上了一个年纪比严歌苓大的姑娘。
为了向姑娘“表忠心”，他把严歌苓6个月以来写给他的封情书全部拿给了新欢看。
这一举动，直接把严歌苓推到了文工团的风口浪尖上。
军官最后撇清了关系，而严歌苓却要一遍遍地写检讨，一次次地在大会上作检查。
那时候，女孩主动追男孩，在众人看来是有伤风化的事情。为此，她遭受了无数的冷眼和嘲笑，在偌大的文工团里，被所有人孤立了起来。
文工团不仅折了她梦想的翅膀，还让她的初恋成为别人眼中的笑话。
电影《芳华》中，严歌苓的原型萧穗子
正值这个时候，哥哥又给严歌苓带来消息：从小护她如明珠的父母亲，离婚了。
悲观主义者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但严歌苓的前半生，恰似是驶向了一条全是坑的道路，生活的打击总是接踵而至。
原本和谐美满的家庭，在严歌苓最敏感又最需要温暖的青春期宣告破裂，她心里那根早已上紧了的弦终于绷断了。
自那时起，失眠症便成了她终身都难以摆脱的疾病。直到今天，写作、失眠、安眠药，仍是严歌苓生平如影随形的“三位朋友”。
年，随着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爆发，一直在文工团被“边缘化”的严歌苓响应号召，奔赴前线战场，成了一名战地记者。
在少女的浪漫想象里，战争是辉煌壮丽的。每一个负伤而归的战士，都是传奇故事中的英雄。
医院才发现，战场上哪有什么辉煌壮阔，全是硝烟战火与战士们炸飞的残肢和鲜血。
血腥味、硝烟味、泥土味在空气中一搅和，那就是死亡的味道，让她终身难忘。
但在文工团长大、又曾有过战地经验，严歌苓体内的文学细胞，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激活了。
战争结束后，她调转文职，意识到舞蹈并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文字却可以。
后来，文工团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故事，被她写成了一本书，变成了冯小刚镜头下的《芳华》，轰动全国。
03
如今，作为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女作家，严歌苓是为数不多可以使用中英双语进行写作的人。
同时，由于她早年间练舞，并在年龄的增长中不断注意塑造完美身形，故而60岁的她，看上去比年轻人更加气质出众。
她的身上，有一种岁月洗练之后的、独具韵味的美感。时光留给她的，是千帆过尽后的从容优雅，是万众瞩目的荣耀与光芒。
然而，为了活出这份荣光，严歌苓在苦难不断的人生中，几乎耗尽了所有的气力。
年，是严歌苓生命中一个值得纪念的节点。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
一是严歌苓的小说《天浴》和《少女小渔》发表，这两个短篇为她在国内文坛打响了一定的知名度。
第二件事，严歌苓结婚了。
新郎是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两人门当户对，又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
这段婚姻，曾一度让严歌苓重新找回对爱情的那份执着与坚守。
婚后的严歌苓笔耕不辍，很快便收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邀请——美国新闻总署高度评价了她的小说，邀请她到美国交流访问。
在美国她游逛了7个城市，眼界大开。却不知，这强烈的兴趣和热情为她的婚姻埋下了危机。
访问归来以后，她就琢磨着去美国留学深造、参加职业作家的训练。
她看起来温婉柔弱，但性格却倔强执着。一旦做了决定，便赴汤蹈火。
于是，30岁的她离开亲人、丈夫和祖国，远赴美国准备托福考试。
在异国他乡，严歌苓一边要从零开始学习英语，另一边又要在餐馆打工赚钱来维持生活。
这个经历过战争与动荡的女人，为了理想，再一次把自己置于艰苦卓绝的境地。
然而，生活的困顿她尚且可以忍受。感情生活的再一次打击，差点又让她陷入抑郁症中不能自已。
到美国半年后，她的丈夫李克威竟寄来了一纸离婚协议书。
那时，他在澳洲，有了新的意中人。
她在初恋中受过严重的伤害和羞辱，本以为婚姻是上天对自己的弥补，可没想到老天会反悔。
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后，在异国孤身飘零的她，成了彻底的孤家寡人。
婚姻失败后，严歌苓曾一度消沉过，失眠的加重更是让她度日如年。
不过，这个瘦瘦小小的女人，身体里蕴含的那股迸发奋进的力量，实在大得惊人。
没过多久，她又抖擞精神，重新投入到英语学习之中，并顺利通过了英语托福考试。
从英语盲到英语作家，她花了19个月的时间，考取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写作系，成了该专业历史上第一位外国留学生。
很快，严歌苓的下一段爱情又不期而至。
在一次密友组织的聚会上，来了个美国小伙子劳伦斯。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被她温婉美丽的东方气质和面孔深深吸引，而他一口流利的东北普通话让她倍感亲切。
两人又很快陷入了爱河。
但是他们的爱情一开始并不顺利，因为阻碍他们的不是旁人，而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劳伦斯是美国的外交官，曾长期被外派中国。而严歌苓恰好在国内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FBI怀疑她是中国派去的间谍。
他们一次次地对严歌苓和她在美国的亲朋好友进行调查、测试，对她本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地测谎。
曾一心为美帝效忠的劳伦斯，这一次却被官方的举动搞得大发雷霆。
护女友心切的他忍受不了官方的这种羞辱。为了爱情能修成正果，他果断为严歌苓放弃了自己的外交生涯。
年，他们结婚了。严歌苓终于走出了感情的阴霾，迎来了圆满的生活。
严歌苓与丈夫劳伦斯
04
稳定的婚姻保证了她创作的原动力。自那时起，严歌苓开始进入了职业生涯的高产期。
她丰富的人生经历，为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亲历的、看来的、听来的故事。
《灰舞鞋》是她的初恋，《芳华》是她的青春，《少女小渔》有她初到美国半工半读时的影子，《无出路咖啡馆》则是她和现任丈夫劳伦斯的爱情经历。
电影《少女小渔》剧照
《一个女人的史诗》以母亲为原型、是她送给母亲的礼物；《陆犯焉识》以他爷爷为原型，并糅合了她爷爷朋友做囚犯的经历。
《小姨多鹤》写抗战胜利后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姑娘，她便自费跑到日本的小山村里，听当地的老人讲故事、找感觉；
《妈阁是座城》写赌徒的故事，她便跑去赌场亲自尝试、体验、观察；
《一个女人的史诗》写河南农村妇女的故事，她便跑到河南的农村，与老乡们吃住一起……
她的足迹遍布五湖四海，亲历苦难、隐忍、丑恶、挣扎，所以她的故事真实、动人，把东方女性根植于骨子里的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曾感同身受地体会过大环境下的女性的悲痛，所以她最懂得女性的痛苦与坚韧。
她不是最聪明的人，学舞蹈时不顺利、写作时也没功底，但她没有放弃，而是坚韧、自律。
父母离异时，她难受、不甘，但她没有活在卑微的阴影里，而是很快面对现实，接受新的家庭关系。
被婚姻背叛时，她茫然、孤独，但她没有崩溃、堕落，而是回到现实、努力提高自己。
写作遇到困难时，她不是敷衍或放弃，而是读书、查资料、甚至跑到当地亲历……
严歌苓，她从苦难里脱身，把苦难化作笔下的柔软、坚韧与力量，完成了一次次自我救赎，谱写出了一部又一部女性传奇，也成就了华语电影在反映大时代小人物层面的新高度。
人性究竟是善良还是丑陋？人间究竟是温暖还是冷漠？
这两个问题，在严歌苓的笔下，探索了四十年之久。
在书中，严歌苓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但在她的人生中，她却给出了应对苦难的最好方式。
正如读者给她的评价：严歌苓，便是苦难人生中绽放出的一朵玫瑰。
或许，读过她的故事、看过她的电影，除了体验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们更应该体会的，是她在冷暖人生中对命运的倔强与顽强。
生活总是苦的，可不尝遍苦涩，又如何感受其中的甜？
或许，60岁的严歌苓，最能体味个中滋味吧。
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
唯祝严歌苓60岁，生日快乐。
延伸阅读：
严歌苓：FBI监视下的婚姻作家文摘1月21日
文
严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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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媒的是我幼年时期的一位女友。半夜，她打来长途电话，语气热烈地介绍道：“他是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成就成，不成就拿他练练英文嘛！”
此女友是我幼儿园里的小伙伴，从第一次婚姻中走出来的我即便对全人类都没了信赖，对这女友，我还是有一句听一句的。当然，对于一个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我也难按捺油然而生的好奇。
下午六时三十分左右，我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听到叩门声，我迎出去，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站在门口，脖子上的细链吊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我们握手的一瞬，谁也不曾料到这块进入美国国务院的牌照将会是那么一种下落。更没想到，这个随意的相会在我和劳伦斯的生命中埋下了那么戏剧性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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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的确操一口标准国语。一问，原来他在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任了两年的领事。他的随和、健谈立即冲淡了这类会晤的窘迫。我挂好他的外衣后对他说“抱歉，我还得接着做晚饭，你先在客厅坐一会儿！”
他笑嘻嘻地说：“我可以在厨房里陪你聊天！”
他于是一条胳膊肘斜撑在厨房餐柜上，跟我东拉西扯起来，三句话必有两句会逗我大笑。幽默至此的人，我还是头回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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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劳伦斯和我真成了好朋友。他常领我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一天，我跟他走过国务院大楼附近的一条街，他神色有些不对劲，那种天生的嬉闹逗趣，忽然全不见了，眼睛里有的只是警觉。他对我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为什么？”我纳闷地问。
“我不想让熟人碰见。”他有些尴尬地说。
“为什么？！”我自认为自己还不至于使一个并肩走路的男人尴尬。
他支吾。
等我们在一个饭馆落了座，我仍是耿耿于怀，半打趣地问他：“怎么啦，跟一个中国姑娘走一道有伤体面？”他忙解释，绝对不是因为我。他微拧眉头，身子凑我近些，说：“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的。”
我头一个反应是：“他在胡扯，要不就是在逗我。
“有那么严重？”我问。
“我希望没那么严重。不过在我们关系没确定之前，我还是应该保护自己，也保护你。不然他们会来麻烦你的。”
我想，保护他自己该是最真实的顾虑，美国人嘛，保护自己，是顶正当、顶正义的一件事。我还是认为他在故弄玄虚，在他们美国人太过温饱平和的生活里制造刺激。
我笑了，对他说：“你是CIA（中央情报局）的吧？”
“不是。是也不会告诉你。”他睁着诚实的蓝眼睛。
“那你肯定是！”我靠回椅背，感觉脸上的笑容已狡黠起来。
“真不是！”他又急又委屈。“是的话，我绝不会答应去见你！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官！美国在50年代初制定了外交官纪律，跟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公民建立密切关系，都要马上向安全部门汇报。”
我又对着他瞅一会儿，才认定他不是在开玩笑。
“那就不要和我建立密切关系。”我说，带一点挖苦。
“我想辞职。”他说。
我吃一惊：“值得吗？”
“我宁愿牺牲我的职业。”他说到此沉默了，似乎在品味这场牺牲的意味。对于精通八国语言的三十二岁的劳伦斯，做外交官应该是种最合理的选择，甚至是仅有的选择。辞去外交官的职业，无疑是一种不得已的放弃。
“就没有其他通融方法了吗？”我问，焦虑起来。
他笑笑：“我辞职，比他们把我踢出来好。”
几天中，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难道我与他的结合必须以他失业做代价吗？难道他在我和他的事业之间必须做一场哈姆雷特式的“是活还是不活”的抉择吗？好在我们并不在一个城市，距离可容我将这事冷静地思量。我俩都想安安稳稳相处一个阶段，一方面加深相互间的了解；另一方面，他必须暗中联系工作，一旦外交部向他发难，他不至于加入失业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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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如常来到学校，一进教室，几个同学眼神异样地瞅着我。我是系里唯一的东方人，所以我习惯被“瞅”。然而这回却不同。课间，一个年纪小的男同学跑到我身边来：“你干了什么了？”
我反问：“我干了什么了？”
“上课前有个FBI（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査你的情况！我估计他是反间谍部门的……”
那么就是说，我正被怀疑为间谍？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FBI怎么会知道我？”
“听说是因为你的男朋友，是他把你的资料提供给他们的！”
回到公寓，我马上给劳伦斯打长途。的确是他“供”出了我。在个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中填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背景材料。在他对我俩关系的阐述中，他老实巴交写上了“趋向婚姻”。
“你没必要现在就讲实话呀！你不是在争取被派往罗马吗？”我急问。
“我们宣誓过：对国家要百分之百的诚实！”他答。
电话中他还告诉我，刚填完“安全测试”表格，他便收到去罗马的委任书。我早了解到他对罗马和意大利的向往。他还告诉我，他的意大利语已通过了考试。我的心似乎放松下来，也许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的规章已名存实亡，我和劳伦斯的关系或许不会给他的事业带来太大的害处。我告诉他：只要能帮他保住外交官这个不错的饭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搅。
“FBI？”他吃惊道，“他们找你干吗？”
“他们不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调查我吗？”
“不可能！我填的安全测试表格是国务院安全部发的，FBI绝没有可能拿到它！”他疑惑道，“你是不是听错了，把别的安全部门当成了FBI？即便是FBI，也不会这么快——我刚刚在表格上填了你的名字，他们已经找到你学校里去了……”
我说但愿我搞错了，还希望这是那男同学跟我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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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当晚，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是个十分和气的男声：“……别紧张，我是FBI的调査员。”他说，“请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
我答应了，心“突突”直跳。这个约会辞令已很不美国化了；男人约见女人，首先该问女人何时最方便，由女人决定时间，而这位调查员却指定时间、地点。挂上电话不久，铃又响，拿起听筒，竟然还是那位调查员！这次他一字不提我和劳伦斯，天南海北跟我聊起来。他的中文带浓重的山东口音，我只得捧着电话认真应付他，心里明白他的“闲话”不闲。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来到了FBI的办公地点，却不见任何人在会客室等我。十分钟过去，从侧门走出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以标准的中文对我说，约见我的那位调查员生了病，只得由他代替来与我谈话。我跟他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面的陈设一看便知是审问者与被审问者的席位，四壁无窗，气氛单调得怵人。审问者倒是客客气气，不断提问，我回答时他就一一往纸上写。不一会儿我发现他的提问兜了个圈子回来了，我原本流畅地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我发现他在摧毁我的逻辑，而逻辑是我的防卫。我看着他带有白种人冷漠的礼貌的脸，突然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两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FBI的盘査，中心内容是核实我的证词。
我开始抗议，拒绝跟这帮调查员再谈一个字。马上，劳伦斯那边感到了压力。他打电话给我，口气很急：“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忍一忍，配合一下！”
“我是个中国人，你们美国要做得太过分，我可以马上离开这个国家！我以为美国是个最自由的国度……”我又悲又愤，哑了口。
“请你忍一忍，好吗？等我们结了婚……”
我厉声打断他：“我宁可不结婚！”
劳伦斯在那边顿时沉默了。他意识到我生活中的宁静的确是被这婚约毁掉的；我的确因为他而失去了跻身于无名之众的安全和自由。我不敢肯定我的每个电话、每次外出是否处于某种监视之下。最大的讽刺在于：我是在美国懂得了“人权”这字眼，而懂得之后，又必须对这个神圣的权力一再割让。亦或许，他们的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对一个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伪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地践踏过来。
劳伦斯在电话上流露出恳求的语气：“你一定要忍耐，就算为了我，好吗？”
我答应了。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次等人的人权，自然分量质量都不足。
转而，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我想，也许我的忍耐会给我俩带来美好结局，那么就忍吧！
严歌苓与女儿（左一）、丈夫（左二）、友人
半个月过去，那个带山东口音的调查员再次露头。他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会谈，却再次迟到半小时。此调查员先生四十岁左右，个不高，有无必要都张开嘴哈哈大笑，有种乱真的山东式豪爽。当你看到他一双油滑的灰眼睛时，你知道他的心根本不会笑。
“请坐请坐，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他哈哈道。
我不置可否。
“怎么样啊？你和劳伦斯什么时候结婚？”
“还没计划。”我笑笑。
他装着看不见我脸上的疲惫和挣扎着压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小屋。他开始问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细地一一答对，一个数字上的误差就会被认为成谎言。谎言不可能被精确地重复。
“这些问题，上次那位调查员已经问过四遍了！”我终于苦笑着说。
“是吗？不过我是头一次问你，不是吗？你的每件事对我都是闻所未闻！”他摇头晃脑地用着成语。
我突然意识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约。他成心让那个年轻调查员先盘问我，目的是找出我两次答对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将是他们揭开我“真相”的索引。问答还算顺畅。我有什么好瞒呢——出身于文学家族的我十二岁成为军队歌舞团的舞蹈演员，二十岁成为小说家，祖祖辈辈没出现过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观念已退化到了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