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由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而引发，因此苏联的民族政策，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政策，往往为人所诟病。在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阶段，拉脱维亚地方党与克里姆林宫方面爆发了相当程度的碰撞，最终导致年苏共对拉脱维亚党进行了清洗。在后苏联时代的拉脱维亚，拉脱维亚国内将这些民族党员干部视为保卫拉脱维亚文化和语言，免遭俄化的先驱。
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的浪潮之下，出身自十月革命时期的波罗的海国家干部，尤其是拉脱维亚族干部遭到了大规模的整肃。20世纪50年代，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并且试图进行自由化改革之后，很多加盟共和国又出现了争取更多文化和经济自主权的现象，对莫斯科的权威造成了挑战。年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政坛的氛围较之以往似乎较为宽松，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拉脱维亚当地的情况以及拉脱维亚族干部的地位，引发了诸多党员干部的不满。在党和政府中的一些拉脱维亚族党员把民族问题放在了首要地位。出身本土的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在战后从苏联其他地区调来拉脱维亚的干部在工作上不称职，并且不愿意了解本地的具体情况。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主义，开始着手去除个人崇拜的影响，同时对权力过度集中的情况进行改革。而拉脱维亚共产党民族派也由此渐渐开始成形。
在年也就是苏联吞并拉脱维亚之后，在党内崭露头角的干部占据了拉脱维亚党的重要职务。比如爱德华斯·别尔克拉夫斯、维利斯·克鲁明斯、保尔斯·泽尔韦、因德里基斯·平克斯基斯、帕维尔·皮萨斯、沃尔德玛斯·卡尔平斯等人。而在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中的一些干部，比如尤尼斯·卡伦别尔津斯、维利斯·拉奇伊斯，对于民族派共产党人的活动，要么无力制衡，要么熟视无睹。
所谓拉脱维亚共产党民族派的起源，要追溯到二战期间，其核心人物爱德华斯·别尔克拉夫斯（EduardsBerklavs）、维利斯·克鲁明斯（VilisKrūmi??）、保尔斯·泽尔韦（PaulsDzērve）等人在从军期间接下来的友谊。年6月苏联吞并拉脱维亚之后，许多颇具理想主义情怀的拉脱维亚青年共产党员志愿从军，并在红军拉脱维亚第师乃至第军参加了卫国战争。他们在战争中往往表现出色。爱德华斯·别尔克拉夫斯曾经在莫斯科战役中，因为在诺沃—福明斯克战斗中的战功荣获红旗勋章。许多民族派共产党人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往往提到这么一个词“frontnieki”，意为前线士兵，以纪念在红军时期的袍泽之谊。而正是这样的友谊成了维系拉脱维亚共产党民族派的纽带。[1]
（拉脱维亚第师正在接收近卫军军旗，卫国战争期间，苏军组建波罗的海三国民族部队的一个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各共和国的军政干部）
从年到年，拉脱维亚共产党民族派在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掌握了相当重要的权力和职务，拉共民族派的主张主要包括：限制向拉脱维亚移民、加强拉脱维亚语的地位、限制在拉脱维亚进行工业化的规模。这些主张得到了拉脱维亚许多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支持。
战争结束之后，时年31岁的别尔克拉夫斯被任命为拉脱维亚共青团第一书记。他随即提拔了其他一些拉脱维亚共青团的领导人，并且要求当时还在红军中服役的克鲁明斯及泽尔韦退役转到地方上工作。[2]年到年间，克鲁明斯的职务一路攀升，他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与别尔克拉夫斯建立了紧密的关系，成为了拉脱维亚族干部中的资深代表。而拉脱维亚战时游击队的领导人，同时也是在别尔克拉夫斯之前担任拉脱维亚共青团第一书记的因德里基斯·平克斯基斯（Indri?isPinksis，年到年担任拉脱维亚共青团第一书记，游击队领导人），则成了他的忠实盟友。而这一时期在拉脱维亚共青团中更是涌现出了诸多未来的拉共民族派成员，包括帕维尔·切尔科夫斯基（PavelCherkovskii，-年间担任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弗拉季斯拉夫斯·鲁斯库利斯（VladislavsRuskulis）、维利斯·萨姆松斯（VilisSamsons，战前拉共地下党员，曾被捕入狱，二战时期的拉脱维亚游击队领导人，苏联英雄，—年担任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而在年拉共民族派被清洗的时候，其中有10人先后担任过拉脱维亚共青团的书记，可以说拉脱维亚共青团成了当地民族派的大本营。[3]
在苏军拉脱维亚第军中服役的克鲁明斯
如果分析拉共民族派人物的职业和背景，就能够发现他们之间有着种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不少青年党员都是在拉脱维亚共和国时期有着“忠诚信仰”的革命者，具体说就是年到年间，卡里乌斯·乌尔马尼斯（KārlisUlmanis）独裁统治期间的地下党员。拉共民族派的重要人物，比如阿尔诺德斯·杰格拉夫斯（ArnoldsDeglavs，战前地下党员，在—年间、—年间担任里加市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沃尔德玛斯·卡尔平斯（VoldemārsKalpi??，年在斯摩棱斯克出生，卫国战争期间曾担任《拉脱维亚射手报》记者，—年间担任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以及卡尔利斯·奥索林斯（KārlisOzoli??，年入党，曾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后担任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年间担任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乌尔马尼斯政变上台之后的年，这几个人都是拉脱维亚监狱里的犯人。[4]此外，卡尔平斯和亚历山大·尼科夫诺夫（AleksandrNikonov，—年间担任拉脱维亚农业部部长）在卫国战争期间就是战友，而爱德华斯·利伯特斯（EduardsLiberts，—年间担任拉脱维亚运输部部长）和维斯瓦尔德斯·瓦立斯（VisvaldisVallis，—年间担任拉脱维亚文化部副部长）同样也是老战友。
（拉共民族派的核心人物别尔克拉夫斯）
拉共民族派的成员往往有地下工作、卫国战争从军和战后初期担任共青团领导的共同经历。因此这些人作为党的干部同时也作为拉脱维亚民族代表的双重时分，使其更具内在凝聚力。这些新一代拉脱维亚领导人都曾经在两次大战期间担任地下工作，在卫国战争中期间参加游击队或红军的拉脱维亚族领导人，随着战后在拉脱维亚的“苏维埃化”进程，这些往往开始考虑拉脱维亚独立的合法性这个问题。出身拉脱维亚本土，是这些老地下党员和老红军战士最显著的政治资本，但他们同样也容易受到当地民众情绪的影响。
因此，在斯大林死后，这些拉脱维亚党政干部自然而然的开始反对中央对某些问题的管制。[5]同时不顾莫斯科派来的一些俄罗斯人的反对，发出代表某一民族利益的声音。随着年斯大林去世，在苏联国内引发了政治上的动荡，而拉脱维亚的一些原共青团领导人和老红军战士开始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派别，他们要求在共和国内将拉脱维亚语作为党的工作语言，并且提拔拉脱维亚本土的干部担任党和政府的领导职务。这些拉共民族派真切的意识到自己的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党的干部同时也是拉脱维亚族的代表。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未来可能施加的影响力，加上对拉脱维亚本地情况颇为了解，对保守派的老近卫军造成了威胁，这正是年正统派干部与新兴的民族派干部爆发派系争端的部分原因。[6]
有一种说法认为拉共民族派基本都是出身自拉脱维亚本土。但事实上这个派别的人物可以说是五湖四海，他们的出身、民族和年龄各不相同。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拉共干部中有不少民族宗派分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族干部就自然的忠于斯大林主义者和亲俄派阿尔韦兹·佩尔谢（ArvīdsPel?e，里加工人出身，年加入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十月革命之后加入契卡，内战期间曾在拉脱维亚组织苏维埃政权，失败后退入苏俄。30年代在苏联成为党史研究者，战后长期担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年牵头对拉共党内的民族主义分子进行了清洗，后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年到年担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当然，反之亦然，拉脱维亚族干部也不是天然的民族宗派分子。
拉共民族派的绝大多数成员确实是拉脱维亚人，但其中也有例外。比如亚历山大·尼科诺夫，他出生在毗邻拉脱维亚的普斯科夫州，是一位资深的俄罗斯族干部。亚历山大斯·斯特劳尤马斯（AleksandrsStraujums，年到年间担任里加市委第一书记）的个人档案中填写的民族是俄罗斯族。[7]白俄罗斯族干部帕维尔·切尔科夫斯基出生在白俄罗斯—拉脱维亚国境的拉脱维亚境内。其他还有一些拉脱维亚族干部出生在拉脱维亚境外，甚至是沙俄境外，尽管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并不在拉脱维亚境内，脱离了拉脱维亚族聚居的环境，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民族成分。《星》（Zvaigzne）刊物总编拉斐尔·布鲁姆斯（RafaelBlūms）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境内的巴登—符腾堡出生的犹太人。里加经济研究院副主席本杰明斯·特雷伊斯（Benjami??Treijs）出生在萨马拉州，卡尔平斯出生在斯摩棱斯克，而里加市委办公厅主任阿尔伯特·采普利斯（AlbertTseplis）出生在雅罗斯拉夫尔，而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阿尔诺德斯·桑德马尼斯（ArnoldsZandmanis）在出生在巴什基尔。
（年拉脱维亚庆祝加入苏联的活动）
另外,间战期在苏联生活的拉脱维亚人并不一定就是俄罗斯化的拉脱维亚人，同时也并不一定就被排除在拉共民族派领导层之外。比如说拉脱维亚农业部书记尼古拉·比塞涅克斯（NikolaiBissenieks）是拉共民族派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成员，在二战爆发前他就在苏联境内生活，从年到年一直在土库曼斯坦，后来担任过远东的阿木尔河畔共青城的共青团市委第一书记。[8]另外民族派中也有一些代表人物，是在苏维埃拉脱维亚时期成长起来的，比如里加教育局局长尤尼斯·伊贝蒂斯（Jānis?ibeitis）和里加第49高中校长米尔达·韦尔内雷（MildaVernere）[9]历史学者经常把拉脱维亚领导层的争斗称之为老派人物不愿意向新兴的年轻技术管理让步而引发的争夺。[10]当然以年龄来划分其实并不准确，在年，拉脱维亚共产党民族派成员的平均年龄是46.7岁，这比一般的印象要略大。佩尔谢这派的干部平均年龄也不过比民族派大三岁，而且没有一位是当年的“老近卫军”。
（佩尔谢，拉共民族派的对立面，所谓“亲俄派”的代表人物，在拉共民族派被清洗后担任拉共第一书记）
如果说拉共民族派成员的年龄、出生地和长年生活的地区没有什么共性，那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就是这些干部都会说拉脱维亚语。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比如比塞涅克斯在从土库曼斯坦返回拉脱维亚之后就一直在努力学习拉脱维亚语[11]维系拉共民族派的一个主要纽带就是这些人都致力于恢复和发扬拉脱维亚的文化和传统。俄罗斯化拉脱维亚干部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往往致力于弘扬国际主义式的苏维埃文化，以取代拉脱维亚文化。然而在苏联文化中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因此对于拉脱维亚民众来说以此来取代本民族的固有文化是特别困难的，因为这会给人一种殖民化的感觉。拉共民族派正是利用民族文化这点来争取当地民众的支持。
拉脱维亚共产党民族派的组织结构
拉脱维亚共产党民族派是拉共领导层内部一个非常显著的派别。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有可以确认的成员、领导和目标，比如说保护拉脱维亚族作为共和国主体民族的地位，恢复拉脱维亚传统和文化，保留拉脱维亚语在共和国内部第一语言的地位，为拉脱维亚族优先分配稀缺资源，比如说住房。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拉共民族派的种种活动来确认其确实是一个宗派，比如他们会召集会议，探讨相关问题并且策划一些行动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拉共民族派会在这些私下集会，比如“茶会”上来探讨许多重要问题，从而绕过拉共中央委员会正常的会议组织程序，当然实际上在年之后拉共中央委员会也是由民族派把持的。[12]拉共民族派还会事实上绕过那些不属于自己宗派的中央委员会位于，而是直接提出一个决策，在中委会的其他民族派委员则投票支持予以通过。
拉共民族派会在所谓的“工作讨论”过程中解决很多问题，而这样的过程实际上排除掉了拉共民族派以外的其他共和国领导。[13]例如，别尔克拉夫斯曾经没有打过任何招呼，突然提出了一个部长人选的任命，这样的突然袭击让他的政治对手无法发表意见。另外一次是年6月，拉脱维亚领导人讨论俄语教学的问题，民族派干部直接提出不必在中央委员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可以在后续的“工作讨论”中加以解决。拉共民族派就是利用这样的手段互相维护。年4月，在一次民族派私下进行的所谓“工作讨论”之后，克鲁明斯建议中委会应该讨论一下别尔克拉夫斯发表的一篇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文章。而接下来的会议开得不等不痒，相关的处分不过是“罚酒三杯”而已。此外，曾经有一位来自莫斯科的巡视员严厉的批评了拉脱维亚知识分子存在的缺点，而拉共民族派在私下讨论之后，给出的建议是应该撤掉这位巡视员。[14]
（身穿拉脱维亚民族服饰，举着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旗的游行民众）
另外一个例子也能证明拉共民族派在拉共党内事实上是协同一致的，在党内和党外游说以获得支持。年1月，拉共民族派组织了一次挺成功的非组织活动，在中央委员会选举期间，阻止了俄罗斯族的拉共第二副书记菲利普·卡什尼科夫再次当选。年，在拉共民族派被肃清之后，苏共进行调查发现，在拉脱维亚共产党第15次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宗派分子曾在尤尼斯·卡彻斯（JānisKacens，拉共民族派）的公寓里开过一次会，策划阻止卡什尼科夫当选。而与会者包括平克斯基斯、埃德加斯·穆金斯（EdgarsMūkins，拉脱维亚计委副主席）、法维斯·弗里德曼斯（Favi?sFrīdmans）、安东·吕林斯（AntonLuri??，农业部干部）曾经都参加过这次讨论，他们还策划要说服一些与会的县委书记给卡什尼科夫投反对票。其结果是88名与会代表中只有27人给卡什尼科夫投了赞成票。时年仅31岁的克鲁明斯取而代之，被选为第二副书记。
可以说别尔克拉夫斯就是拉共民族派的代表性人物，甚至他在回忆录中也用了“别尔克拉夫斯主义”这样的词汇。别尔克拉夫斯往往因为傲慢自负而受到抨击。他经常在民族派控制的报纸《里加之声》（RīgasBalss）上发表文章，因此别尔克拉夫斯也成了拉脱维亚家喻户晓的人物，民族派的代表。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指责别尔克拉夫斯搜罗了一个忠于他个人的小朝廷。批评家注意到，别尔克拉夫斯在拉脱维亚很有些“光环”，乃至对他有些个人崇拜的味道。《里加之声》追随别尔克拉夫斯的每一步，详细报道他的各种活动。无论是新闻影片、电视节目还是演讲台上，民众总是能看到别尔克拉夫斯。民族派干部薇拉·卡切娜（VēraKacena，民族派干部沃尔德玛斯·卡尔平斯的妻子）在年3月1日的《里加之声》上发表文章，歌颂别尔克拉夫斯“是位伟大的天才，能够毫无阻碍的完成任何事业”。[16]也许别尔克拉夫斯本人并无意制造一种个人崇拜的氛围，因为他的个性和作风相当粗暴，无论是敌友对他都颇有怨言。
民族派干部，同时也是拉脱维亚部长会议的骨干阿尔诺德斯·桑德马尼斯就说过，别尔克拉夫斯“在工作中总给人一种过分正直的印象”。当然这样的个性特点并不影响别尔克拉夫斯在拉脱维亚党内平步青云。年，别尔克拉夫斯年仅40岁就成为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年当选里加市委第一书记，年1月进入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也是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尽管进入中央委员会较晚，但是别尔克拉夫斯仍然是拉共民族派的领导者、决策者同时也是其象征人物，同时他也一手提拔了自己的诸多助手。
别尔克拉夫斯身边的一些民族派高级干部在党内和共和国内部的地位也并不太高。其中维利斯·克鲁明斯的职务是最高的，担任过拉共第二副书记（年到年，年到年）。保尔斯·泽尔韦被政敌认为是拉共民族派的领军人物，因为他是民族派经济领域的掌舵人物，同时也是民族派的理论家。但他在民族派之外的地位并不显赫，从未进入拉共中委会，同时也仅仅是在年担任里加经济研究院主席。平克斯基斯是拉共民族派的第四号人物。他在派别活动初期和其他人联络非常多，但他直到年才进入中委会，而且还是候补委员，平克斯基斯的职务仅仅是经贸联盟委员会的主席。
（沃尔德玛斯·卡尔平斯）
除了这四个人，民族派还有一些资历比较老的成员。比如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主席卡尔利斯·奥索林斯，他经常被认为也算是拉共民族派的领军人物。另外还有农业部党委书记尼古拉·比塞涅克斯及其搭档农业部部长亚历山大·尼科诺夫。这两个人都是中央委员，而且都是拉共民族派的成员，而且更重要的是拉共民族派认为农业是拉脱维亚需要进行重要改革的一个领域。拉脱维亚最主要的日报《斗争报》（Cī?a）的总编帕维尔·皮萨斯（PavelPizāns）以及国家计委副主席埃德加斯·穆金斯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拉脱维亚共产党民族派的领军人物，当然他们两人中只有皮萨斯是拉共中央候补委员。
有趣的是，拉共民族派中许多中层成员在党内和共和国政府内的职务反而比那些民族派领军人物更高。年，别尔克拉夫斯被迫降职，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让出了里加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而他选择的继任者，40岁的亚历山大斯·斯特劳尤马斯则牢牢把握住了里加市委第一书记这个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第四号职务的大权，并且以候补委员身份跻身拉共中央委员会，但斯特劳尤马斯其实被认为只是拉共民族派的中层人物。文化部部长沃尔德玛斯·卡尔平斯和副部长帕维尔·切尔科夫斯基是拉共民族派的中层，而他们之所以后来能够跻身拉共民族派的重要人物行列，就是因为在到年间，两个人住到了拉脱维亚的文化复兴运动。还有许多干部和拉共民族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一般来说职务相对不高，往往是中央委员会下属各部门的负责人或者副手，因此在民族派中这些人的地位并不高。然而由于他们掌握了关键的职位，因此可以为那些民族派代表人物助一臂之力，同时可以让民族派的高层人物跻身拉共中委，从而可以着手在拉脱维亚进行一些非常重大的改革，正是因为拉共民族派控制住了各个部门以及地区党委的关键职务，从而减少了官僚体系的阻碍。总的来说，根据年到年间对拉共民族派进行清洗的数字来看，在拉脱维亚党和政府内部的拉共民族派成员很可能多达余人。
意识形态
“民族共产主义”这个词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就其本质而言，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共产党领导，这与民族主义的宗旨本身就是不相容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和民族主义的宗旨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对立面。[18]与莫斯科的正统苏维埃式社会主义对比，民族共产主义意味着“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暗示实现共产主义还存在其他途径，从而抵制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命令。在共产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考虑到每个共和国不同的特点和条件，因此具有“民族”元素。[19]民族共产主义不能称之为“民族社会主义”，因为这个词已经被纳粹德国使用过了。根据民族派的解释，民族派共产党人就是共产主义者，这个宗派并不会提及马克思主义。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通过列宁主义递进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的主要理论来自列宁而不是马克斯。民族派共产党人把自己视为列宁主义者，有选择的接受符合需要的列宁主义学说，也就是列宁所提出的，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框架下，支持权力的下放和民族自治。
（年在里加举行的一次音乐会，文化领域是拉共民族派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领域）
许多人认为经济学者保尔斯·泽尔韦是拉共民族派的意识形态专家。他一手描绘了拉共民族派在经济方面的蓝图，其主要的宗旨就是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应该主要着眼于维护拉脱维亚公民的利益。泽尔韦制订了《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远景规划》，主要的目标就是满足本地经济的需求，扶植无线电这样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反对为了强制工业化向拉脱维亚输入原材料和劳动力。这样就可以作为限制向拉脱维亚进行移民的理论基础，而这些工作则主要和爱德华斯·别尔克拉夫斯相关有关。除了经济改革、限制移民之外，民族派还致力于推广拉脱维亚语为共和国境内的第一官方语言。
年11月，拉共里加市委发布了语言文字相关领域的一系列规定，要求为大多数人口提供服务的部门（诸如贸易、公共事业、医疗机构、民警等等）人员应该学习两种语言，也就是拉脱维亚语和俄语，而且是在两年内都要至少达到能够会话的水准。不久之后的年12月6日，拉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决定，要求所有领导干部都要学习拉脱维亚语和俄语。
最后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民族派是否是真正的苏联共产党人。这里不妨谈谈别尔克拉夫斯的个人信仰，这是个很有趣的案例。他在自己的回忆录《知道而不能忘却》（Zinātunneaizmirst）一书中曾经写到，拉共民族派在掀翻了拉共中央第二副书记，俄罗斯族菲利普·卡什尼科夫之后，他自己在莫斯科颇有声望。而莫斯科方面以及拉共中的斯大林主义者不能容忍由他来担任拉共第二副书记，因此别尔克拉夫斯做出妥协，提议由克鲁明斯担任这个职务。[20]别尔克拉夫斯在回忆录中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决不妥协、特立独行的人。尽管在苏联解体之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立场，然而这并不能让人信服。
别尔克拉夫斯给自己所塑造的这么个形象，可以解释他在年为什么被解职，同时在苏联解体之后也避免被拉脱维亚官方定义为“通敌者”。别尔克拉夫斯在回忆录中描述，他第一次对党产生怀疑，是年秋在苏联吞并拉脱维亚之后不就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期间。别尔克拉夫斯曾经用口音浓重的俄语发表演讲，引来了不明真相的听众暴风骤雨般的掌声，然而他后来却又目睹克里姆林宫高级干部乘坐的一辆辆豪华轿车，在从莫斯科返回拉脱维亚的路上，别尔克拉夫斯又看到了铁路两边一片破败、萧条的村庄。[21]然而此后随着战争的爆发以及大量拉脱维亚人被迫逃离故土，别尔克拉夫斯还是选择跟着党走，并且加入了红军拉脱维亚第师。
落幕
别尔克拉夫斯回顾自己的历史，声称在年之前都是一名忠诚的党员，然而在此之后，按照他的说法，他一直在“竭尽各种可能反对共产党的目标”。所以别尔克拉夫斯为什么在年之后，也就是所谓“丧失信仰”之后还留在党内了？别尔克拉夫斯声称他把苏联看成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一种外在表现，但是他又认为退出党组织转而加入武装抵抗组织是徒劳，不过是会被丢到劳改营去罢了。为此别尔克拉夫斯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僚，并且帮助他们在党内升职。[22]尽管他是这么说的，但其实别尔克拉夫斯还是夸大了。根据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记录，拉共第一书记尤尼斯·卡伦别尔津斯（JānisKalnbērzi??）曾经说过，当时已经内定要让别尔克拉夫斯去莫斯科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23]另外年拉共也批准别尔克拉夫斯前往东德休假，这本身就证明党的高层对他是信任的。[24]另外，别尔克拉夫斯的政治盟友维利斯·拉奇伊斯（VilisLācis）曾经想让前者接替自己，担任拉脱维亚部长会议主席一职。[25]种种迹象都表明，别尔克拉夫斯的说法并不准确，他参加拉共民族派并没有损害他的声望，而苏共高层起码在年初的时候还对他非常重视。
然而，年1月，拉共中央第二书记卡什尼科夫落选的结果引发了苏共中央对拉脱维亚共和国党和政府的不满。在年10月，苏共中央就派出工作组，检查拉脱维亚共产党的工作。到年1月，根据工作组的汇报，苏共中央得出的结论是，里加方面已经明显出现了对抗中央的迹象，拉共党内存在着一批以以卡尔利斯·奥索林斯、爱德华斯·别尔克拉夫斯和保尔斯·皮萨斯为核心的宗派。
年2月，别尔克拉夫斯在拉脱维亚党的拉语和俄语主要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心里话》的文章，这篇文章未经过相当的机关批准就擅自发表。在文章中别尔克拉夫斯指出党控制住了决策权，因此他强烈恳求拉脱维亚族要积极入党。不过如果别尔克拉夫斯的立场是敌视党组织，那他这样的立场其实很奇怪，尽管别尔克拉夫斯后来的说法是通过吸纳拉脱维亚族支持者入党，就可以破坏莫斯科的控制。
（正在发表讲话的别尔克拉夫斯，他在苏联解体前后的拉脱维亚政坛相当活跃）
年春，苏共再次派出工作组，再次前往拉脱维亚检查政府工作。年6月，赫鲁晓夫前往里加视察。接下来，拉脱维亚的局势急剧变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许多拉共民族派干部遭到批判并被免职。当年11月25日的拉共中央全会上，拉共第一书记尤尼斯·卡伦别尔津斯和部长会议主席V·拉奇伊斯辞职，被视为“亲俄派”的阿尔韦兹·佩尔谢接任第一书记。年2月，在拉共第17党代会上，拉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进行了改组，佩尔谢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党内和政府内的民族派干部陆续被撤换，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年。
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中，拉脱维亚的移民政策、文化保护、历史遗迹、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政策都没有进行过调整，而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社会生态、经济企业和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其结果就是拉脱维亚当地民众认为，共和国的领导根本不中科与白癜风患者同在白癜风治疗最好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