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张艺谋导演是那《长城》中的皇帝，那我应该就是城墙上力挺他到底的将士之一。时至此刻，电影《长城》的票房已经达到了9.98亿，我满心欢喜自己所钟爱导演的作品可以获得如此好的成绩，即便在购票软件的“票房分析”一栏上面的“相关文章”中，首先映入眼帘的两篇文章的题目便是《长城票房破9亿！你见过票房这么高的“烂片”？》和《人民日报批网络恶评伤害国产电影，网友：拍的烂还不让人说了？》。年在英国读书时，当导师问起最喜欢的导演，我总是毫不犹豫的说：“张艺谋”。听到这个名字，他们的脸上会出现陌生与疑惑，显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位中国电影艺术大师，于是我便解释说，张导是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导演，紧接着，他们的脸颊上便会呈现出我早已预料的表情——惊叹！5年过去了，张艺谋的名字在这个地球上应该不需要再被人解释了，但如今，我们又该到哪里去寻找合适的理由来解释不被众人理解的张艺谋新电影呢？
《长城》应该说算是一部独具的且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品，如果你忘记那些明星在戏外的八卦形象而专注的看这些角色所呈现的故事的话。《长城》的独具性在于这部影片的不可替代性，这是一部任何外国导演都很难执导出的电影，也是一部除国师外任何中国导演都很难完成的电影，项目的运作之难，团队的建设之复杂，场景搭建规模之宏大，跨国跨语言跨文化拍摄之艰辛等等，都注定了《长城》只能是张艺谋的《长城》，只能是张艺谋本人——左边手牵好莱坞，右边手牵中国电影而拍摄出的“中美合拍巨作”的《长城》，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用《长城》叩开了中外合作影片的大门，不能否认，这是这部影片的开拓性价值。
但是，在享受可以和好莱坞大片媲美的视觉盛宴后，一个颇有文化意味的问题呈现了出来：当张艺谋导演开始用电影去融合中西文化时，我们该拿出中国什么样的文化去和西方融合？
影评中，我很少评艺术创作手法，因为那是无对错之分的，且其本身也不过是审美体验者在接受艺术作品时所自行归纳出来的。但当观看《长城》这部影片时我便知道，这部作品必须要另当别论，因为我们要弄清楚，张艺谋导演从西方“取”来了什么，又从中国“拿”出了什么。就西方而言，张导采用了标准的好莱坞讲故事模式：三幕多情节的矛盾设置、闭合式结局强因果关联的线性叙事结构，甚至在人物戏剧处理上，马特达蒙饰演的角色人物纬度数量也要明显高于中国其他导演摄像头下的人物，只要把《长城》中的个别桥段稍有调整，这部影片便会很轻松的成为充斥着西方世界观的个人英雄主义影片，成为个人逆境救世的，充满普世价值观的经典大情节好莱坞影片。因此可见，从故事表现角度以及影片所呈现的真实世界观角度看，《长城》这部影片都汲取了不少西方（好莱坞）元素。再就中国而言，张艺谋选择“长城”，选择了“黑火药”，选择了中国历史真实存在的电影时间和空间，选择了《山海经》中记载的“怪物”的种类以及技能等等。于是显而易见的对比便出现了——《长城》中的中国元素是以一种表面的电影元素而被植入到好莱坞电影创作体系中去的，人家才是根。所以有些吐槽《长城》的影评人才会说，这《长城》拍的没有文化，拍的没有艺术，拍的没有张艺谋的标签，因为在此之前，张艺谋的艺术成果始终以宣扬中国文化为标志，他甚或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不仅如此，当我们细细品味着所谓的中西文化融合话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长城》所拿出的是何等扭曲的中国文化，无论是象征着中国文明的“长城”元素，还是代表着贪婪的“饕餮”元素，它们均不是在尊重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历史的基础上而设立的，在这种为了视觉奇异而重构中国文明历史的影片中，充满着太多的利用好莱坞商业模版而扭曲中国传统文化的嫌疑。当孩子们被问到“长城是用来做什么的？”答案是“抵挡饕餮”，被问到“饕餮”是什么？回答是“饕餮是怪兽，侵略中国的”时，试问，作为中国最尖端的电影艺术大师的张艺谋导演，您又该如何面对《长城》影片所带来的中国文明历史的扭曲与不求甚解而造成的后果呢？回头看看《活着》，《红高粱》，《一个都不能少》，《英雄》，《归来》，我们在那些影片中能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中国人和触手可及的中国化情感，正是这些活生生的中国人和他们所孕育的情感推动着故事的发展，构成着最终的影片，那些影片里充斥的可不是什么妖魔鬼怪的扭曲的“中国元素”和莫名其妙的中国“小鲜肉”，在那些影片中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想看到的中国。
中外合作影片的大门是被张艺谋和他的《长城》叩开了，未来会有更多的基于这种商业模式而产生的影片，那我们究竟该拿中国什么样的文化去和西方融合便成为了很严肃的问题，我们有儒、我们有道，我们所拥有的可不简简单单是换成奥特曼也能把故事讲通的饕餮。西方电影大军可能很快便会如同《长城》外的猛兽般袭卷中国的电影市场，所以，长城背后的中国电影人该去思考——我们该拿什么去抵御或者迎接？
.將極致變成一種習慣／壹葉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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