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的上海：毁灭与抗争

周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上海首当其冲，惨遭侵华日军的狂轰滥炸，成为“二战中被摧毁的第一个世界大都会”。此后，华界和租界相继沦陷，这座亚洲头号的世界之都在日伪的高压统制下变成“步步荆棘的恐怖世界”。

中国的近代历史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以战争始，以战争终。战争带来的死亡、恐惧、仓皇、离乱，以及其他种种苦难艰辛和生存焦虑，是那个年代最深刻的共同记忆。上海则稍有不同，因为租界的存在，上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远离战火与动荡，于神州板荡中保持着一隅的繁荣。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上海不但未能幸免于难，而且首当其冲，惨遭侵华日军的狂轰滥炸，成为“二战中被摧毁的第一个世界大都会”（魏斐德语）。此后，华界和租界相继沦陷，这座亚洲头号的世界之都在日伪的高压统制下变成“步步荆棘的恐怖世界”。在这段史上最黑暗最艰辛的可怕岁月中，上海城市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开埠以来，上海一直保持着强劲旺健的城市活力和发展态势，到至30年代，上海更因缘际会，进一步发展成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商业、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和集教育、出版、电影、广播、艺术、娱乐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文化中心，并跻身国际性大都市的行列，成为与伦敦、巴黎、纽约、柏林并驾齐驱的世界第六大城市，整个亚洲最繁华和最国际化的大都会。据美国学者白鲁恂研究，抗战爆发前夕，商务印书馆一年的图书发行数量相当于整个美国出版业的发行总量，当年商务印书馆暨上海出版业的图书生产能力和销售能力于此可见一斑。其实，不仅商务印书馆和出版业，上海的贸易、航运、金融、工商业、房地产、信息乃至文化产业等行业也都步入各自的“黄金时代”。年5月，法兰西科学院院长查理·芮切教授曾根据当时上海一系列工农业、人口的动态数据预测：照此发展下去，十年后（即年），上海的重要性将超过伦敦、巴黎、柏林，从当时的世界第六大城市跃为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城市。

但是，日本发动的“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摧毁了上海近百年累积起来的现代化基础，扼杀了上海成为世界第二大都会的前景和可能性，上海的“黄金时代”因此而被终结。

年11月日军轰炸后的城市街道

据国民政府中央统计局发表的数字，在“一·二八”事变中，上海直接损失即高达15.6亿元，被难人数约80万人，约占华界总人口的45%。战区内半数以上的工厂被毁，七成以上的商店遭到破坏，大中小学校受灾多所。地处交战区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及东方图书馆即在事变中被毁。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治安已经恢复，日本陆军不久从上海全部撤退，一切也都恢复原状”。事实却是，闸北、吴淞、江湾等地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也未能“恢复原状”，而像东方图书馆这样的文化公益机构则永远地消失了。

轰炸过后的南京路

与“一·二八”事变相比，侵华日军继“七七”事变之后发动的“八一三”事变，对上海的破坏更近乎毁灭性。据《申报年鉴》记载，当时有4,家工厂、作坊的设备被毀坏，战火最集中的闸北一带，工业损失％，虹口和杨浦损失70％，南市稍轻亦达30%。由于华界大片居民区被毁，上百万走投无路的难民像“森林中的生灵逃避天降大祸一般”从四面八方涌进仅10平方英里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茫茫人海中寻觅落脚之处，几乎每个角落都挤满了男女老幼，成千上万的难民只能睡在办公楼的走廊、商品贮藏室、庙宇、同乡会、娱乐场所、仓库，甚至棺材店。虽然上海各界在租界地区设立了众多的难民收容所，其中独臂神父饶家驹在毗邻法租界的南市区创办的“饶家驹安全区”即安置了近30万难民，使他们免于疾病和冻馁，但仍有大批难民无处栖身，露宿街头或废墟，病死、饿死、冻死者比比皆是，单年岁末处理的尸体即多达,具。事变中，闸北再遭灭顶之灾，被难情形最惨不忍睹。几乎所有商店、住宅、工厂均被摧毁殆尽，战前最繁盛的恒丰路、共和路、大统路悉成焦土，全区仅剩苏州河畔的几间残缺不全的住宅和一个裕通路的四安里（俗称三层楼）。另据《上海市闸北区地名志?附录》统计，闸北华界地区全毁于“八一三”事变的里弄即达条。闸北曾是上海最具活力的都市工业区和“自治模范区”，被誉为中国迈向工业时代的一面旗帜，战后已变成满目疮痍、魍魉出没的一片荒郊野外。一位曾在那里安家的美国人说：“即使我见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也没有被破坏得如此彻底的。”

涌向租界的难民

工厂之外，“此次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者为高等教育机关，即所谓专科以上学校。敌人轰炸破坏，亦以高等教育机关为主要目标。”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数十所高校几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光华大学的校舍建筑全部毁于日军战火。其他文化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等也蒙受巨大损失，大上海计划中重点建设的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因上海沦陷而被迫中断。据统计，战时上海文化、教育、博物事业的总损失高达1,余万元，其中高校损失万余元。

以上所列仅是战争造成的直接损失！年11月日军占领华界后，随即展开疯狂的经济掠夺，那些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华商工厂企业再度遭到洗劫。“其未被炮火所毁厂房，内存铁质器具，上自构造复杂之大机器，下至零件，甚至连虹口招商码头等堆栈地上铺的铁板，皆被敌人撬走了”。日军宣布对占领区内的工业物资进行“军管理”，总共76家中国企业被管制。短短几个月，日军通过巧立名目，强取豪夺，控制了上海绝大多数的煤、铁、盐、电、航运、铁路、烟草等军事及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质生产，并“以上海为据点，确立帝国向华中方面经济发展的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苏州河南岸租界虽已成“一座孤岛，一片为荒凉、恐怖和野蛮围困的绿洲”，但仍相对安全，华界工商业遂迅速向租界集中，大批难民的涌入亦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租界工商业不减反增，一度出现所谓“畸形繁荣”。据统计，年底，公共租界工厂仅家，年底激增至4,家，年又新增1,家。其他诸如进出口业、百货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营造业等也大都呈扩张之势，获利倍蓰。

外滩汇丰银行大楼顶高挂的太阳旗

然而，年12月8日日军占领租界以后，上海全城沦陷，孤岛繁荣不再。日军“接管”在沪所有英、美商工厂71家，或以“敌性企业”勒令停业。年12月17日，又封闭各大仓库，禁止物资移动，并规定粮食、食油、汽车、五金、橡胶、化工原料、药品等均须限期登记。日军还“接收”了包括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煤气公司、英美烟厂等在内的所有大型企业，以及汇丰、麦加利、花旗等15家英、美银行。年3月27日，日军又对重要工业原料及其制品，以及大米、小麦、面粉、煤炭等实行军事统制。对华商工业企业，日军则以“经济提携”名义，分别以“军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借”等方式加以霸占。更致命的是，由于日本和英美交战，海路断绝，上海的原料来源和工业产品销售立即陷入危机，并持续恶化，上海工业纷纷倒闭，全面萎缩。据王菊研究，年初上海华资纱厂绝大部分机器已处于停工状况。当年2月，30个纱厂中仅16个开工，运转中的纱锭只有枚，布机台，占总设备数中纱锭的5.9%和布机的8.1%。华资纱厂的境况只是一个缩影，其他行业也大都难乎为继，日趋惨淡。上海令人目眩的霓虹灯熄灭了，曾经灯红酒绿的摩登上海活生生地被日军拖入“黑暗世界”。有位外侨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这样感叹道：“上海这座曾经世界上最喧闹的都市，如今已变得寂静无声。”

二战时期的上海，蒙受损失的远不止华界和华人，据英国商务部长估计，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产业的物质损失达50万英镑，再加上由此其他间接损失，则总损失当为此数的15—20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英美等国过去近一个世纪在上海所累积起来的财富和权势，全盘被日军以各种名义冻结或“劫收”。日军先后还关闭英国、美国、荷兰、比利时、危地马拉、希腊总领事馆及墨西哥公使馆，并软禁上述各国使领馆外交官，禁止使用无线电设备。向为英美势力操纵、垄断的工部局、海关税务司和警察局相继落入日本人之手，成为“清一色的日本人的独占机关”。与之相对应，先前公共租界在外滩所立的欧战和平纪念碑（年落成）、巴夏礼铜像（年立）和海关大楼前的赫德铜像（年立）悉被日军拆毁，英美在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则被更名，如汇丰银行大楼被改为“兴亚大楼”，亚细亚火油公司大楼改为“善邻大楼”，字林西报大楼改为“大同大楼”，有利银行大楼改为“共荣大楼”，美国总统轮船公司大楼改为“同文大楼”，等等。更名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去欧美化，用当时日方的说法，就是“抹除英美色”；二是呼应所谓“东亚新秩序”。在这个权势大位移的过程中，“日本人在上海的势力和特权明显升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他们现在甚至可以做许多别国人不敢做的事，而且完全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他们已取代英美法成为“上海最有特权的人”。那种凌驾一切的权力和自由，即使是此前上海的欧美人也未曾完全拥有过。就上海而言，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变化。它意味着开埠以来欧美列强在上海建立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英美主导的“集团非正式帝国”秩序已被瓦解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日本炮制并由日本独霸的所谓“东亚新秩序”。由于上海是欧美列强在中国及整个远东地区的权势象征和利益枢纽，因此，这种变化影响所及，就不仅止于上海，也不仅限于中国，而是整个远东秩序。

日军通过苏州河桥进入租界

华界沦陷后，日本就一直在觊觎租界，千方百计地向租界扩张自己的势力，与英美争夺租界的控制权和话语权，但租界仍控制英美手中。更令日本无法容忍的是，租界有如全国抵抗运动和抗战宣传的敌后总部，国共组织的各种抗日力量依然活跃，各类反日报刊书籍照样出版风行。因此，日本掌握租界统治权后，立即查封所有反日报社、通讯社和电台，接管所有书店和出版社，并没收了书店内的所有反日书籍，同时派出“新闻传播车”在城里四处转悠，散发绘有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日本炮弹淫威下抱成一团的讽刺漫画传单。日本陆军新闻局还在重要道口竖起多块18英尺长、12英尺宽的“战况板”，“以让民众尽快了解真实战况”。为了配合日军的宣传攻势，汪伪势力则于年5月31日邀集上海各界“闻人”，在跑马厅举行“扑灭英美人侵略大会”，随后又成立所谓“反英美协会”(Anti-Anglo-AmericanAssociation)，一方面“鬼畜化”上海的英美势力，控诉并批判英美在租界推行的“恶政”；另一方面则以所谓“反英兴亚”为幌子，替日本的侵略大唱颂歌。

日军宣传标语

宣传攻势尚在其次，更恐怖的是，日军占领租界后即开始在上海外侨中大肆搜捕盟国间谍之嫌疑者及对日本军队有特别危害之嫌疑者，许多英美籍新闻、金融、工商界著名人士因此罹祸，被关进日宪兵队的大桥监狱和江湾监狱，或被关押到海防路前美军陆战队营地。当时遭拘捕的外侨人数不少，单年11月5日日本人就逮捕了名外国男性，其中包括名英国人，65名美国人，20名荷兰人，以及数名希腊人、加拿大人和其他同盟国公民。被囚禁的侨民在狱中无不惨遭日军的非人虐待。曾被关押在大桥监狱的《远东》杂志主笔伍海德后来回忆道：“当我靠着墙边坐下时，有人告诉我这是不允许的。从早上6时到晚上9时，除了偶尔被允许散步一小会儿之外，犯人们只能面对木板排成几列，盘腿坐或跪着，不许出声。这里不允许阅读和任何精神或肉体上的消遣。要是有人靠在墙上或者伸伸腿，肯定要遭守卫一阵毒打……牢房里还在闹虱灾……天花板上的灯彻夜通明，晚上蚊虫叮咬、臭气熏天，想要睡个安稳觉根本不可能。”此外，他们还得承受各种各样的酷刑，“包括‘电疗’——将电线接在手脚上，把犯人电个半死；‘水疗’——用水桶往犯人鼻孔里灌水，直到肺几乎破裂；还有毒打和拔指甲”。日军的暴行骇人听闻。

为了防止“敌国及敌性国”侨民加入反法西斯阵营，从年岁末开始，日军还先后在上海全市设立9座集中营（日军称之为“敌国人集团生活所”），包括浦东集中营（浦东临江地界原英美烟草公司仓库）、龙华集中营（现为上海中学）、闸北集中营（原为大夏大学群贤堂，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文史楼）、沪西第一集中营（原为汉壁礼西童公学，现为市西中学）、沪西第二集中营（原大西路63、65号英国驻军兵营，现为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沪西第三集中营（原为虹桥高尔夫总会，现为上海动物园）、沪西第四集中营（原为美国哥伦比亚总会，现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教会人员集中营（共6处，分别是徐家汇传教士中心、大神学院、徐家汇圣母院、吕班路号今卢湾区委大院、吕班路天主教遣使会、霞飞路圣心营今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年9月意大利投降后增设意大利人集中营（罗别根路-号，现为上海一0八医院），对“敌国及敌性国”一般侨民实行严厉的军事化管制。据粗略统计，先后有六千多名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苏联、葡萄牙、挪威等十几个国家的侨民被关进不同的集中营。每座集中营四周围铁丝网，门口设岗亭，由日兵把守，被关押的侨民不得跨出大门半步，近乎与世隔绝，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

集中营生活

“敌国及敌性国”侨民之外，年2月18日，日军又以“上海地区陆海军最高司令官”名义颁布《限制无国籍难民居住营业公告》，将年以后来上海避难的德国（包括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的所谓“无国籍犹太难民”强制集结到虹口、杨树浦接壤处的指定居住营业区，进行集中管理和“严格的监控”。这个“指定区域”，后来也被称为“虹口隔离区”或“隔都”。日本还一度考虑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JosefMeisinger）提出的灭绝上海犹太人计划，后来由于欧洲战局逆转，日本怕开罪苏联，影响日苏之间的非战关系，才放弃该计划，转而实行隔离方式。7月初旬以后，集中区里的犹太难民被隔离，生杀予夺尽操诸日军之手，饱尝战争苦难和生活艰辛，以及日军凌辱。但由于上海犹太社团和上海市民的救援，隔离区的绝大部分犹太难民得以幸存下来。正因为如此，那些犹太难民始终把上海视作他们的拯救和再生之地。

当外侨中的嫌疑者被拘禁到监狱，“敌国及敌性国”侨民被押送到集中营，犹太难民被集结到隔离区之后，上海不受管制的非日本籍外国侨民就只剩下轴心国公民、俄罗斯人（白俄、红俄，还有俄国犹太人），以及一些亚洲人（印度人、菲律宾人等）。上海已被日本“除去敌性”，而被“除去敌性”的上海，实际上等于被抽掉了国际化的内核，仅存一副“国际都市”虚幻的外观。这是二战中的上海又一深刻的变化。

上海曾经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战文化的中心、《义勇军进行曲》，以及其他许多抗战文化经典均诞生在这里。但沦陷后的上海已无法再扮演这种中心的角色。日军开始实行严厉的宵禁令和军事管制法，“上海居民普遍受到严格控制。所有的商业机构，包括夜总会在内，都必须在晚上九点打烊。所有的道路都竖起铁丝网路障，由日本哨兵把守，检查过往人员的身份证件，强迫行人向他们鞠躬行礼。所有的英、美侨民都被迫戴上红色的袖章，以示其‘敌国侨民’的身份。日本人在前租界内还强制推行在其他中国人居住区已经实行的保甲制度。”市民外出必须携带市民证和防疫证，如果不带的话，就可能被当作抗日分子处置。上海实际上已被改造成某种形式的“集中营”，完全丧失其原有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日军和伪政权更无所不用其极地采取了各种恐怖手段对付一切形式的抵抗运动和抗日宣传。坚持抗日宣传的媒体被取缔，大批的进步文化界人士被逮捕或胁迫，鲁迅夫人许广平、夏丐尊、章锡琛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先后遭到日本宪兵逮捕。一度十分活跃的城市抵抗运动不得不转入地下和城郊，并陷入低潮。

然而，上海是一座不屈的城市，即使在这样艰难、危险的处境下，上海虽然也出现过“投敌者”，以及“为了单纯的生存欲望而忍受的种种妥协”，但更多的是不屈的抗争。华界沦陷之后，日本人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寻找所谓“合作者”，但他们在当时的精英阶层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负责占领区民间事务的日本特务部只得去台湾招徕几个恶棍到上海市伪政府里充数，并从冒险家、秘密社会和犯罪团伙中发展势力。汪伪汉奸就曾企图说服郑振铎出任主持文化工作的伪职，并送上巨额支票加以收买，郑痛斥游说他的汉奸，将支票当面撕毁；现代出版巨擘张元济宁可卖房鬻书度日，也决不与敌伪势力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历史学家吕思勉凛然面对日伪利诱恐吓，并以“夜猫”、“六庸”等笔名发表《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迹》等文论，以明心迹；年夏，日本宪兵先后数次逮捕中华职业教育社留沪负责人姚惠泉，企图破坏抗日地下组织及文化界人士的抗日活动，姚惠泉受尽折磨，却始终不屈。抗战时期辗转沪港两地的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蓄须明志，靠卖画甚至质典度日,汉奸褚民谊亲至梅宅相逼，梅兰芳不惜自损身体，也坚决不为日伪当局演出。日伪当局逼迫圆瑛法师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遭拒绝后，日军对圆瑛法师毒打利诱，法师专心打坐念佛，使日军毫无办法。年4月19日李健吾被捕，在狱中被折磨成“一个哀求着死亡的肉体”，但始终“拒绝说出任何名字”。类似的事例，在当年的上海可谓不胜枚举。这说明上海虽沦陷，但道德正气无所不在。这是与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同的另一种形式的抗战，一种不屈服于厄运的坚忍抵抗，这种抗争一直坚持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二战中的上海，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国际化场域。自开埠以来，上海一市三制，各方之间的利益博弈从未停止过。“一·二八”事变，特别是“八一三”事变后，随着上海所处的政治环境与国际关系格局的剧烈变迁，上海又形成许多新的尖锐矛盾。据魏斐德的研究，这些新的矛盾主要有六对，包括西方列强（英、美、法）与日本的矛盾，西方列强与中国关于治外法权的矛盾，西方侨民与在沪日侨的矛盾，日本军队与中国游击队的矛盾，上海本地犯罪组织与来自朝鲜和台湾地区犯罪组织的矛盾，分别忠于重庆和汪政权的特工之间的矛盾。此外，至少还有轴心国内部的尔虞我诈。这些新的矛盾，再加上既有的矛盾，彼此交织，诡谲多变，使上海的这段历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有经济角力，有观念与权益之争，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有明争，有暗战，有不屈，也有阴谋与背叛，可以说二战中的上海展开的就是一场全球仅见的微型世界大战。

（本文原为《二战中的上海》前言，上海远东出版社年版））

周武，历史学博士，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上海城市史研究，兼及中国学。曾任伯克利加州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首席专家、《上海学》集刊主编，兼任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大博士生导师等职。已出版《中国遗书精选》《张元济：书卷人生》《大上海的兴起》《世界的上海》《边缘缔造中心：历史视域中的上海与江南》《圣约翰大学史》（主编）等著作，另有《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革命文化的兴起与都市文化的衍变》《西语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等论文数十篇。部分论著被译为英、俄、日等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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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樊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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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王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