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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非

一、那封电报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美国驻苏联外交使团临时代办乔治·凯南(GeorgeKennan)卧病在床。使团的大使正在办离任手续，凯南暂时顶替大使处理华盛顿发来的电报。当天他需要答复的一封电报是财政部询问驻苏外交官，为什么苏联人不想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十八个月来这样的电报司空见惯：战争部询问为什么苏联人高层谈判没诚意；外交部询问为什么苏联人不想援助欧洲战后重建。在一九四六年的美国政界看来，苏联仍是坚定的盟友和伙伴，虽然几个月来似乎在闹各种小脾气。当然，没人指望驻苏外交官能对这些让人烦心的小脾气发表真知灼见，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办事员：参议员访苏他们负责安排行程，杜鲁门想和斯大林捎口信他们负责填表。在华盛顿的各个部门政策早就制定好了，只是例行公事地发个电报给莫斯科的使团，等着这边例行公事地回两句话，彼此走个形式，然后上交杜鲁门的总统办公室。

乔治·凯南在床上读完财政部的电报，叫来秘书多乐茜·海斯曼小姐草拟回复。

他正在发烧，重感冒引起鼻窦发炎、牙龈出血，在二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他疲于奔命、碌碌无为。不出意外的话，时年四十二岁的他再熬几年将凭着老资历被派到无关痛痒的欧洲小国当个大使，然后退休回国颐养天年。他盯着多乐茜的笔看了一会儿，“今天可得让你的手受罪了”。于是他哑着嗓子口述了一封八千字的回电，篇幅之长让习惯了上司谨慎作风的多乐茜大吃一惊。

这封著名的长电报通过分析俄罗斯的民族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马克思主义为何首先在苏联大获成功等深层问题来判断苏联对外政策的逻辑，进而指明美国对苏政策的正确方向。它在历史上首次明确揭示了：

虽然苏联人民是和平而友好的，可是苏联由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诸多原因而不得不选择削弱资本主义的立场。但是，与纳粹德国相比，社会主义苏联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意识形态上说仍是一个弱小的力量，绝不会冒险扩张。

电报因此判断，正确的美国对苏政策应该是：

放弃继续在国际事务上与苏联合作的天真幻想，通过媒体教育美国民众了解苏联的真相，致力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不让苏联有可趁之机，援助欧洲各国战后重建。

在这封著名的“长电报”(LongTele：gram)开头，凯南为电文的罕见长度作出了解释：财政部的垂询涉及到几个十分复杂、十分精细、跟我们的惯用思维十分格格不入的问题，同时对当前国际环境的分析也相当重要。如果我把我的回答压缩得很短，将会造成过于简单化的危险。

这短短两句话也许比让他名垂青史的八千字电报更能概括凯南的一生，可见凯南是多么厌恶概括、总结的简单手法。这位处事谨细的外交官毕生都在抵抗“过于简单化”。对外，他努力纠正美国国家政策制定上以“主义”、“信条”先行的风气；对内，他是个滔滔不绝的独白剧演员，一刻不停地自我分析和分析世界（这两者或许对他是一样的）。

如果凯南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那年没有报考外交部，他广阔而细腻的内心也许会迫使他成为普鲁斯特式的作家——那种可以从平凡的“小玛德莱娜”点心开始讲述一生的作家。

在凯南自传的开始，他写道：“我处在……一个特别地、亲密地属于我的世界，很少被他人分享、甚至被获知……”可见，为凯南这类人立传的尝试很可能是徒劳的，因为唯一影响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即便他的政治生涯是如此戏剧性地被几次重大的冷战事件所定义。

冷战史学家尽可以说：“凯南的长电报导致了杜鲁门主义。”“凯南是马歇尔计划的核心策划者。”“凯南的X文档定义了美国冷战外交上的‘围堵策略’。”这些陈述句都是事实，可是却恰恰体现了华盛顿的决策圈是怎么“过于简单化”地误解了一个卓越的政治家。

二、普林斯顿

可想而知，一九二一年夏末，年轻的凯南怀着多么高的期望来普林斯顿报到。出租车开到拿苏街和大学路的交叉口，月色将高耸的哥特式塔楼勾勒得和菲茨杰拉德小说里一模一样，这月下的一瞥的确能称得上是“天堂的这一侧”，可校园生活的现实却泼给他一桶冷水。

当时的新生寝室按成绩分配，以最后一名录取的凯南被分到了远离校园的一间简陋的寝室，与主学区生活隔绝，更别提经常欣赏哥特式的塔楼了。当时的普林斯顿学生主体仍为富裕的东部上流子弟，与风度翩翩、善于交际的菲茨杰拉德相比，同样来自中西部中产阶级的凯南却为微贱的出身和口音自卑，不知如何与这些比自己高出一等的同学们交往。

雪上加霜的是，大一的圣诞节他为了攒够钱买火车票回家过年，去邮局打零工，在暴风雪中挨家挨户递信，结果染了猩红热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几乎死去。当他终于病愈返校，他的同学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个紧密的小团体。没人愿意和这个正在狂补功课、身体虚弱、家境“贫困”的威斯康辛人交朋友。

就这样，凯南在普林斯顿郁郁寡欢地捱了四年，成绩中等，缺课无数，结交的朋友都是和他同样格格不入的边缘学生，没有参加任何菲茨杰拉德赞不绝口的社交团体，没有体验到菲茨杰拉德所赞颂的“爱情与骄傲”。

大学毕业就要决定未来的去处。和现在相仿，当时的名校毕业生主流的选择无外乎医生、律师、银行家。在普林斯顿的四年让凯南对美国上流小社会产生了强烈抵触，他甚至因此对整个美国的社会制度都产生了怀疑，希望长期离开美国。正好这年新改组的外交部(ForeignService)招收外交官培训生，凯南为了远走高飞报了名。

一九二五年末，这个自卑又自傲的二十二岁青年被外交部录取了。

这些戏剧的片段被凯南记录在日记本上：某个下午，他作为管海运的副领事与水手交谈，看他们辛勤而微薄地劳作。某个晚上，他和一群德国人挤在成人夜校里，听一个小胡子男人朗诵一战的诗歌。在仇恨的语气和备受摧残的眼神中他领悟到，战败是如何摧毁了德国人的信念，却让他们的自尊膨胀。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丑陋的废墟上，民族自尊正催生着一种崭新而残忍的价值观。某个周末，他站在雨中的广场上第一次看到共产主义者游行：一群衣衫褴褛、面黄饥瘦的男人举着被雨水打湿的标语走过……他想象周一这些人又要回到何等悲惨的车间劳作，这一出天真的戏剧注定要走向悲剧的结尾，他哭了。

一九二九年夏，凯南在外交部资助下入学柏林大学东方研究所(OrientalInstitute)，学习俄语和俄国文化。毕业后，他辗转拉脱维亚、捷克、苏联，工作职责都是对苏政策。

从二十五岁开始学习俄语到四十二岁从莫斯科发出那封长电报之前，凯南过着平凡无奇的外交官生活，有着平凡无奇的职场烦恼：与上司不合、不受重视，长距离的地理迁徙换得缓慢的晋升。与无足轻重的事业相比，这更是一段私人岁月，到处是隐秘的自足的惊喜。

可是，当这个细腻的人想把对个人经历记述的高度精确性带到政策分析中去，却被习惯于笼统简单的政客频频误解。理解这样一个复杂人物，最好的办法是看他的行动，可是历史给予他行动的机会是这么少。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因为大使离任，他才能以副手身份发出那封“长电报”。

三、专家

回到一九四六年二月那封刚发出的长电报。从资历上来讲，这时的凯南已是美国外交界的苏联问题专家，他是极少数自从一战结束至今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