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苏芬战争爆发，12月1日，苏军在占领特里约基之后宣布成立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鲜为人知的是，其实早在芬兰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前，“人民”的芬兰军队，即芬兰人民军（FNA）就已经诞生了。

年11月19日，即苏芬战争爆发前不久，伏罗希洛夫签署命令，在列宁格勒军区组建一支特别部队，第步兵师，这支部队由芬兰族、伊乔里亚族和卡累利阿族组成，后扩编为两个师，成为芬兰人民军的主体。在苏芬战争结束之后，芬兰人民军被改编为苏联红军第71步兵师，先后在列宁格勒、库尔斯克、波兰、德国境内转战，成为多民族组成的苏联红军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为了和英勇的苏联红军并肩作战，芬兰民主共和国组建了第一支军队，并从革命的工人与农民中征召志愿者，他们势必将成为芬兰人民军的骨干。芬兰人民军在民主共和国的首都升起了光荣的旗帜”

本文所翻译的访谈主人公，是曾在芬兰人民军和第71步兵师服役的芬兰族军官爱德华·马特维耶维奇·古尼宁（ЭдуардМатвеевичГюннинен，—）。

问：爱德华·马特维耶维奇·古尼宁，可否说说您是哪一年，在哪里出生的？答：年，我在普希金附近的古梅罗萨里出生。这个芬兰人聚居的村庄的名字是从“胡马拉萨里”翻译过来的，芬兰语的意思是“令人沉醉的岛屿”，好像是因为这附近的沼泽地有一片啤酒花。尽管村子的名字和酒有关联，但是我们村基本没人喝酒。有的农民可能原来好喝一口，但是老婆管的太严，所以就只能戒掉了。村子里其他的大多数人连过节的时候都不喝酒。整个村子都姓古尼宁（芬兰姓：Hynninen，欣尼宁）。这个村子最早是从芬兰过来的一家四兄弟建立的，而其中一个人就是我的祖辈。我的外祖父30年代集体化的时候家里的地被没收了。他的儿子和女婿都被流放到了基洛夫斯克，他就带着自己的外孙女来投奔我家了。年，我们村里总共有8人被捕，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他被抓走以后被关在哪儿。一年以后我们家收到了一封没有任何邮戳标记的信，信纸的质地很差。这封信是和我爸爸一起被捕的马特维·斯捷潘诺维奇写来的。我们都很惊讶这封没有邮戳的信是怎么寄过来的。那个年头邮差都知道这种信是从劳改营寄出来的。马特维·斯捷潘诺维奇给我们的信里提到，他和父亲都在劳改营里被判了十年徒刑，我父亲在年因病去世。直到年，我才找到了我父亲的档案，什么他妈的病故！档案里他的供词根本没有签名。帮我查档案的那个少校告诉我：“他们可能想让他签字认罪，他遭到了刑讯，但是仍然坚持不认罪。如果他签字的话，可能会被立即枪毙，但是他没签字，所以被判了十年”。

年的时候，我十年级毕业，进入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物理系学习。当年11月17日，我收到了兵役办公室的通知，当时兵役适龄青年都会收到这样的通知。我要先填好登记表，再去体检。斯卢茨克军事动员与兵役办公室位于巴甫洛夫卡的一个要塞里。我去报道之后，那里的一名指挥员把我的护照一撕两半扔进了废纸篓，跟我说

—去25号房间

我去了以后看到那里已经有了25人，都是临近村子里来的村民。有不少人我还都认识，都是芬兰族。那些拉脱维亚族都被送走了，这时候有个指挥员过来宣布：—现在我们要去彼得罗扎沃茨克入伍服役。—我们怎么去？大家连招呼都没跟家里打过呢！—没什么，写信就行。小伙子们顿时鼓噪起来，大家谁都是毫无准备。指挥员最开始也没有注意到。我们被送到浴室去洗澡。中午12点的时候，指挥员过来告诉我们说军列还没有安排好，所以大家还可以回趟家。这一天是周六，他告诉我们说周一10点的时候得回来报道。下午1点我回家的时候，家里人正在担心我怎么突然失踪了。等到礼拜一我回到兵役办公室报道，后来又乘坐一列货车前往彼得罗扎沃茨克。我进入第师师部连服役。本来我是要求去炮兵的，但是首长觉得我这个人去炮兵太“软”了，就被分配去了通讯营，当了个话务员。问：你们当时穿的是什么样的军服？答：就是红军样式的，服役也是在红军部队。问：你说怎么知道和芬兰人开战的消息的？

答：是听广播，看报纸知道的。当然，我当时就对官方的报道有怀疑。不过也没人会公开讲出来。一开始说的是我们正在和芬兰谈判，要推进国境线。后来又说芬兰方面拒绝同意谈判条款，并且炮击了边境村庄曼尼拉，因此苏联被迫开始自卫反击。似乎是芬兰人突然对我们发动了攻击，但是这个说法很奇快，不过我们也没有讨论过。

12月中旬我们通讯营被调到了列宁格勒。在列宁格勒我们更换了另外一套样式有点奇怪的军服，材质比较不错，上衣有口袋，配发了裤子、马裤和软皮靴。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波兰军服，在冬季战争期间，有些苏联公民和芬兰人民军士兵穿着的是波兰军服。不过当时我们佩戴的帽徽还是苏联红军的红星帽徽。据说这些军服是年秋天从波兰那里缴获的。

我们营组建的时候，营长和营政委也都穿着和我们一样的军服，他们宣布：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是芬兰人民军第一军通讯营了。

当时我能看到战友们都是一脸惊讶的表情，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营政委接下来警告大家，进入敌国领土要谨慎小心：到处都可能是地雷、下了毒的食品和隐蔽在树上携带机枪的狙击手。

我们乘坐敞篷卡车前往库奥卡拉(Kuokkala,原属芬兰，后割让给苏联，今名列宾诺〔Repino〕)，这里的房子全都空空如也，居民全跑光了。我们找了个小房子住了下来，院子里有苹果，但是大家都不得不遵守命令，绝不能碰。不过有人说他曾经见过有些士兵和政治指导员吃了苹果，结果这道禁令不攻自破。

最开始我们无事可做，只有少数人有任务。我闲来无事就爬到空房子的阁楼里。在阁楼里找到了不少芬兰画报，我靠它们打发了不少时间。这些画报真的特别有趣，在苏联可看不到，里边的内容令人惊讶：希特勒被热情的少年儿童簇拥着，就像斯大林那样—“各民族的慈父”。画报里还有一张可怕的漫画：两个人抬着一副担架，上边是斯大林的首级。我看了以后还觉得后怕。最后去的是里边关于苏联生活、苏联社会秩序的一些报道，这是我们不能提及的：没收、逮捕等诸如此类。当然里边还介绍了芬兰的生活。

问：那么指挥员同意你们看这样的杂志嘛？

答：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有时候我甚至在执勤的时候偷偷看夹带出来的杂志，不过没有注意到有人跟着我们。有一次我爬上阁楼的时候，看到也有个人影在向上爬，后来才发现那其实是一面镜子。这个小城也让我感到挺惊讶，各个房间里的陈设家具都很不错，每家人都住在独立的房子里。后来我们渐渐忙了起来，在库奥卡拉，军部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电话通讯站，承担转接通讯的任务，大约有60个人，最开始有两台交换机，分别倒班12个小时。

（身穿芬兰人民军军服的古尼宁）

问：你们和红军士兵的关系怎么样？答：当然挺好，起码不讨厌。我们营在进驻库奥卡拉的时候，携带着电话线向前沿布设，当时还发生了一次有趣的误会。有一天夜间巡逻的时候，我们被红军士兵给包围了，因为他们以为我们是“芬兰白军”。等我们发现苗头不对之后赶快跑了回去。红军士兵有好长时间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哪部分的。后来我们为了防止误会都说俄语，也佩戴着红星。军部后来转移到距离泽列诺戈尔斯克2公里的里维拉，那里有不少芬兰官员夏季度假的房屋。军部的各个部门在不同的地方，每个部门都要布置电话。军下辖的两个师已经进至维堡附近，和他们的联络也要通过电话交换机完成。所有通讯都要通过两部交换机，我的职责是负责那部大的交换机，总共有60人，另外一个小交换机有12个人负责。当时我们在进行军人宣誓仪式的时候，懂芬兰语的人一般就用芬兰语，其他人就是用俄语。我们营长是俄罗斯人，部队里的芬兰族士兵也不够，所以就要吸纳其他各个民族入伍。我们连的政治指导员鲍里斯·米哈依洛维奇·阿尔梅伊斯科夫是俄罗斯族。他是个开朗、仁爱而单纯的人。阿尔梅伊斯科夫在任职之后就开始学芬兰语，经常向我们请教怎么发音，怎么用芬兰语下命令。他在入伍前曾经是消防队员，接受过四年教育，因为是党员，所以被任命为政治指导员。其实阿尔梅伊斯科夫也没有做过什么真正的政治工作，他只不过是给我们念念报纸。当时芬兰人民军里也确实没有太多专业人员，大多数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营政委也是俄罗斯人，他性格温和，待人友善的人。大家都很尊重他，营政委也对我们帮助很多，经常解决战士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他，他总有办法解决，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电话连连长鲁达科夫大尉性格沉着谨慎。有一次我值班的时候睡着了，他也没有责骂我，而是用一种慈父的方式批评我。

问：当时部队里的芬兰族之间用什么语言交流？

答：用俄语，当然如果周围没有人说俄语的话，我们也会用芬兰语交谈。

问：所有芬兰族都能够流利地说俄语吗？

答：是的，所有人，有人说俄语可能有点口音，不过大多数说的都还行。

问：你们吃的怎么样？

答：吃的不错，一般吃粥比较多，荞麦粥或者大麦粥。也经常能吃到肉，喝茶或者咖啡。每天发50克伏特加，但是我不喝酒，都给我们领导了。

（“红军士兵和芬兰民主共和国赤卫队”）

问：在芬兰人民军里出版的报纸《人民军》报（Kansanarmeja）有三种语言的版本：芬兰语，卡累利阿语和俄语，你读过吗？答：不，我不记得了。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我们师里出版过一份报纸，不过出版的时间不长。问：那你们怎么了解新闻呢？答：从连政治指导员那里，每天早上有10-15分钟的政治学习，他会给我们念报纸，讲讲国际国内的各种大事。问：你当时了解苏联方面的惨重损失吗？答：没人专门讲过这个，不过部队里流传着各种“小报告”提到了我军的惨重损失。他们说芬兰人有好多携带机枪的狙击手，我们因此损失惨重。他们还说要是投入坦克的话，就能够击溃对手，但是这里湖泊沼泽众多，很难投入大量坦克。听说红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制定了对芬兰作战的计划，由伏罗希洛夫负责执行。伏罗希洛夫后来告诉沙波什尼科夫，你怎么搞的，这是什么计划？觉得我们能投鞭断流是吗！问：您会给家里写信嘛？答：写，有条件就写，但很多时候没有条件，比如在一线作战的时候。或者有健康问题的时候。家信会接受检查，然后盖上印戳。我给家里写的信一般都是芬兰语，我妈妈芬兰语更好。问：你见过芬兰人民军的指挥员阿克塞利·安蒂拉（AkseliAnttilaА?ксельМоисее?вичА?нтилла）嘛？答：我本人没见过，据说他是个挺没有教养的人，对军事业务一窍不通。他出生在芬兰，内战时期逃到了苏联，俄语说的也很差。当时接线员禁止和打来电话的人闲聊。安蒂拉经常会抓起电话就说—切和急切手大家都知道他的这句话意思是要“车和机枪手”，也就是要给他安排一台轿车和一个警卫员。我们会做出适当的回应。上级给我们的命令是不管安蒂拉的要求是否违反规定，都要答应他，否则他就会勃然大怒，大吵大闹。我得从交换机这里值班岗下来，去联系交通处要车，还得再联系另外一个部门给他要个警卫。

（芬兰人民军第一军军长安蒂拉将军）

（阿克塞利·安蒂拉（AkseliAnttila）出生在芬兰鲁奥韦西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从农学院毕业之后他进入铁路工作。年芬兰内战期间安蒂拉加入了赤卫队，在4月6日坦佩雷之战中被白军俘虏。安蒂拉后来被关押在坦佩雷集中营，但在8月份设法逃了出来。他先是逃往瑞典，后来在年流亡到苏俄。安蒂拉在圣彼得堡加入了流亡的芬兰共产党，并且进入布尔什维克开班的军校国际班学习军事。安蒂拉参加过俄国内战，参加过年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并且年1月在东卡累利阿的战斗中负伤。

在军校任职一段时间后，安蒂拉于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年毕业。接下来安蒂拉进入卡累利阿的红军部队服役，西班牙内战期间担任军事顾问，曾经在巴甫洛夫担任旅长的那个坦克旅里任职。安蒂拉在马德里战役中受伤，后来被晋升为旅级指挥员。

年11月冬季战争爆发之后，安蒂拉成为了芬兰人民军军长，兼任芬兰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年6月安蒂拉被晋升为少将，—年一直在西方面军任职，年进入卡累利阿方面军任职。年9月，安蒂拉返回西方面军（此处原文有误，年9月，西方面军已经改编为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跟随朱可夫元帅参加了柏林战役。年11月，安蒂拉因健康问题退役，年在莫斯科去世。）

安蒂拉将军有一台德国收音机，收音机坏了，他就找了个专家来，那个人给他鼓捣了半天说—师长同志，二极管坏了—那就装上—我们没有二极管能装啊—那你来干嘛？滚蛋！

我们电话站有12个人，6个人负责2台交换机，6个人负责查线和修理。我们当时在泽列诺戈尔斯克附近，战火又烧回到了维堡附近。大家当时都挺闲的，查线员也没什么事干。所以我们通讯班就决定所有人都轮流在交换机执勤，这样每个人当班的时间就正好少了一半，每个查线员都会有话务员一对一培训。

问：这些士兵在人民军可以自己分配职责嘛？答：当时没有什么真正的条令。当然我们也明白自己应该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在电话比较少的时候进行业务学习。每天晚上6点以后公务电话就基本停止了。一般来说如果一号（也就是安蒂拉）打电话过来，那么接受培训的话务员就不会接电话，把交换机拨到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兵那里，让他们处理，本来一直都是这么运转的，相安无事。结果有一天安蒂拉没有用他常用的那个号码打电话，而是用另外一个号码拨到了6号台，接通以后安蒂拉又说着他那套口头禅。那个新兵没有回答，按照惯例安蒂拉又重复了一遍。带班的老兵觉得有点奇怪，就想把送话器拿过来，而那个新兵以为自己做的没什么错误，就随口说了句：—操你妈大家顿时觉得完了，肯定得出事。过了一会司令部的值班军官跑了过来—把武装带解下来一般来说命令你把武装带解下来就意味着你被捕了。我们都被捕了，被带到了安蒂拉那里。师长让副官处理我们。副官问：—谁骂的脏话，给我站出来！我都记不得参谋长的名字了，不过我记得他当时处理了不少事务，都是代替无能的安蒂拉处理的。参谋长有很大的权力，可以代表指挥员。他经常就把团长叫来说“师长有命令”他会按照自己的想法下达命令，然后再向师长报告，他自己下达了什么命令，因为当时时间紧迫没法报告。师长当然也可以取消这些命令，但就我所知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我们的参谋长一般来说受教育水平更高一些。在我们司令部附近有个村庄，村民都没跑了。我没事的时候去闲逛过几次，用面包换牛奶，当时我们面包富余挺多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有个老大爷正在菜园子里挖坑，我用芬兰语问他：—大爷，现在就开始春耕了？

他可能不知道我是在跟他逗闷子，咒骂说

—是给你们这群赤匪挖的！

问：你们的指挥官允许你们和当地民众接触吗？

答：指挥员也没工夫盯着别人。那地方没什么压力，也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问：当时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谁去过前线？那些上前线的都是真正的志愿者嘛？

答：没有，没人见过，我不记得有谁志愿上过前线。

问：你们当时怎么处理芬兰方面的宣传？

答：我有一次去师指挥所，当时无线电里传来广播的声音，师部里的报务员也顾不上管。我不记得广播里具体说的是什么了，但能记得那肯定是芬兰那边的广播电台，里边在奚落苏联的领导人

—他们有只留着胡子的老山羊，他的名字叫加里宁。

我匆匆扭动无线电，里边传来了芬兰教堂的声音，一个牧师正在大声说灾难正在降临这个国家，号召民众起来斗争，拯救祖国。

我又调到了另外一个台，这个频段应该是芬兰军方的无线电站，似乎是正在和情报部门讨论相关信息。这个频段我已经听了一个月了，但基本没听到过什么有用的情报。他们会提到“7.65和”，7.65应该是步枪口径，应该是什么数量，但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在说假话呢。

后来上边又说军部很快就要移动到维堡去了，我们很快就要上战场了，可不久之后又有消息传来，战争居然结束了，事前根本没有任何迹象。那天电话响了起来，是18号，有个很陌生口音很重的声音说：

—告诉所有人不要再往这里打电话了。

我挺惊讶的，他们为什么告诉我，而不是直接通知上级。后来上边宣布战争结束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芬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通知，很可能是库西宁本人的。听说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很高兴，我们觉得是不是很快就能回家了。

后来在90年代初，参加过苏芬战争的苏联和芬兰老兵举行了几次聚会，我也参加了，既是苏军老兵也是翻译。聚会就在原来的边境城镇洛谢沃（芬兰名为基维涅米（Kiviniemi））。参加聚会的芬兰老兵乘坐了五六辆大巴车，他们还带着桌子和各种吃的。我们也乘坐大巴车前往，还带着黄瓜、香肠和伏特加。我在那里结识了不少芬兰老兵，他们邀请我去芬兰作客，芬兰人还给我们带来了不少衣服。他们对我们的伏特加特别感兴趣，很多人当场就一饮而尽。聚会的时候大家畅谈当年的战争往事，包括冬季战争以及年到年的“续战”。

当时我们在谈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你们会站在德国那边投入战争呢？为什么不保持中立呢？

—如果我们保持中立的话，那德国人会立即占领芬兰全境，那这样你们也会在我们的国土上和德国人作战。我们必须保卫祖先留下的土地

—可你们芬兰军队还是占领了卡累利阿部分地区和彼得罗扎沃茨克（苏联的卡累利阿—芬兰自治共和国首府）”

—那是因为战术需要

我们两国的老兵就这样围坐一处，把酒言欢，互相没有争论也没有责备，若干年后这样的聚会才渐渐停止。

问：但是你也经历了伟大卫国战争，你战后和德国老兵有过聚会吗？

答：没有，我们只和芬兰老兵聚会过。苏芬战争结束之后，我继续在彼得罗扎沃茨克服役。芬兰人民军被改编为苏联红军第71步兵师，我们第1通讯营也成了第通讯营。我们再次穿上了红军军服。当时我担任滑雪教官，负责给南方来的新兵进行滑雪训练。年，因为我在服役中的优异表现，营长给我批了10天假期，我趁放假回了趟家。

问：那你是怎么知道卫国战争爆发了呢？答：我们通讯营当时在彼得罗扎沃茨克，战争爆发前部队正在苏芬边境附近的夏营拉练，在松林里宿营，住六人一间的帐篷。那天是星期天，放假，天气晴朗，营地里没什么人。我们跑到河边晒太阳。当时排里有个战士斯米尔诺夫，他跑过来，既没有向我敬礼，也没有要求向上级汇报，吞吞吐吐地说：—大士同志，那个，那个......他们说宣战了。我们的反应比较慢，直到听到莫洛托夫的广播讲话。部队迅速离开营地，准备进入战斗位置。我马上奉命负责掌管无线电台，保证各团和师部的通讯畅通。芬兰人是6月26日宣战的，在一次和芬兰老兵的聚会上，我问对方：—为什么你们过了4天才宣战？—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曼纳海姆立即给斯大林去了一封信，在4天时间里一直在等待回信。这封信具体写了什么没人知道，档案中无从查询，曼纳海姆也没有得到回信。我觉得曼纳海姆可能是希望和斯大林展开谈判芬兰军队向我们的防区进攻了三次。但是我们坚守阵地绝不后退。在芬兰和卡累利阿之间并没有连续的战线，这里到处都是森林、沼泽和湖泊。双方仅在正面展开交战。我要说，如果交战双方围绕着一个狭窄的地域交战，那么就很难实施迂回行动，数量优势就发挥不出来，包围就更办不到了。所以我们没什么太大的损失。敌人很难投入火炮、坦克。我们得以有条不紊的撤退。在战争爆发之初，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出曾经派人到我们部队里审查无线电报务员。所有人都要如实汇报自己的生平过往，我告诉他们我的父亲年被捕了。审查结束之后，我奉命携带所有个人物品前往通讯营营部报道。走进营部之前我听到营参谋长博格丹诺夫大尉尖利的声音：—怎么，让他去步兵嘛？这说的是我嘛？让我“带上全部个人物品”应该就是要调到别的部队。很显然，参谋长应该是在和通讯主任交谈。我向通讯主任奥夫恰洛夫报到，他跟我说—首先，你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们不会把你交出去。去电话连待一个月，等一个月以后就风平浪静了。我随后就去了电话连，每天就是和电话线打交道。要知道通讯主任这样做是有很大风险的，他这是对内务部的决定阳奉阴违。因此我对他特别敬佩，在无线电报务方面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正在开会的芬兰人民军军官）

问：芬兰族的战士是不是曾经深入敌后搜集情报？答：战争爆发的时候第71步兵师还没有侦察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疏忽呢，谁都不知道。把侦察营组建起来的是约尔马·爱德华多维奇·库科宁。他本人担任情报科科长。最开始侦察兵很少，后来才发展成一个营。库科宁在全师精挑细选了多人，详细了解每个战士。他组织手下的情报人员学习各种语言，并且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侦察营。那个时候通讯主任就通知我过去，我去了师部以后在外头等着，听到里边有人在说话。他们是在谈论我，有人说不能派古尼宁去。—往那发，联系不上，往这发，联系不上。古尼宁那里有过这种情况嘛？发哪儿都能通！我被任命为无线电情报营营长。我的任务就是保证各营部和师部的通讯畅通。各营距离师部往往有30公里，很多报务员的轻便式电台都联系不上。在我们之前，好多叫不通无线电的报务员都找过库科宁。他们的无线电台联系距离只有10公里。我自己找了一部无线电台，又找了一辆马车和一匹马，这部电台的通讯距离能有30公里。后来这部电台从来没有一次联络不上的情况。通讯情况良好，在30公里范围内只有轻微的噪音。库科宁沉着的接待我，我和无电线报务员希申去侦察营，用6个小时沿着森林小路走了30公里。我们一路都在检查通讯情况。到侦察营之后，库科宁在门口迎接我，我按照条令规定向他报告，他告诉我：—好，保证无线电通讯畅通，不能吃饭也不能睡觉！我们当时很累了，所以我的语气也不太客气：“指挥员同志，您是需要发电报嘛？—十点的时候要发电报

—指挥员同志，十点的时候我们会把电报发出去，现在我们要去吃饭睡觉，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好的”我们接着去吃饭，然后睡觉。早上8点我们和师部取得联络，情况一切正常，我向库科宁报告现在可以发报了。我把电文翻译成密码发了出去，10分钟之后收到了回电。库科宁问，你能继续发报嘛，我回答，是的，一切正常。库科宁宣布，好了，古尼宁现在听从我的指挥。我和库科宁一起吃晚饭，期间我们用芬兰语聊天。库科宁的芬兰语说的比俄语好，他的俄语口音挺重。库科宁14岁的时候随家人从芬兰移民到俄罗斯卡累利阿。他是个沉着冷静的人，说话从不会大呼小叫。库科宁曾经率队深入敌占区公里，其他哪个师的侦察兵也没有做到过这么深入。卡累利阿地区到处都是森林沼泽，所以侦察兵很容易就能渗透到后方。库科宁率领的侦察分队穿着芬兰军队的军服，事先培训过芬兰的文化，他会把分队化整为零投入到敌人后方执行任务。库科宁曾经提到过一次侦察行动，他那次抓到了一个芬兰军官。当时库科宁在战线后方公里。他穿着芬兰军服在公路上大摇大摆的走路，迎面过来一个骑着自行车的芬兰军官。库科宁看了看周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等到那个人骑车经过的时候，被库科宁拦了下来：“军官先生，我很抱歉，但是现在你被我俘虏了”，那个芬兰军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听了他的话居然大笑起来，可是笑声未落，路边的灌木丛里就跳出来两个苏军侦察兵，一把把他给抓住了。还有一次库科宁的侦察兵执行的其实不是捕俘任务，而是要侦察敌军的阵地位置。结果他们遇到了一辆救护车，把所有人都给抓了回来。问：通讯兵一般来说是知道各种情报最多的人，你有没有担心过也被敌人抓当做“舌头”抓走。答：侦察兵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抓的人都是该着被抓的，他被抓自有道理。如果一个人小心谨慎，也不会被当成“舌头”被抓。我对这个并不是太担心，我们侦察营位于前线附近，在，附近有个湖。我在后方的无线电站，库科宁告诉我说—现在我的电话通讯比较畅通，所以不再用无线电通讯了，到波文支去吧，那里有个后方仓库吧。我们在这个暖和的大房子里待了一个月。希申和我在二层楼住，那个地方吃的很多，我成了后方留守处的头头，可库科宁说这有四个人，我担心他们喝的太多，我把钥匙给你，每天只能发克，不能给多了。我按照库科宁的命令，每天每人只发克，但是我自己不喝酒，所以那几个家伙觉得我不合群。

（战争初期第71步兵师防线地图）

我们师部就在波文支和彼得罗扎沃茨克之间，那是在年12月5日吧，芬兰人缴获了我们的坦克，打到师部去了。很可能芬兰士兵喝酒了，这些家伙枪都打不准，不过我们的人吓得四散奔逃。师长和各团的联络都丢掉了。当时是冬天，我已经把运电台的那辆大车轮子拆掉了，换上了雪橇。侦察营副营长匆匆跑过来下达命令，当时到处一片惊恐，这时候一辆卡车冲了过来，跳下来个人下命令—炸毁电台立即撤退我应该用手榴弹把电台炸掉，但是我没有。我当时想，拉车的这匹马多漂亮啊，可惜了。我觉得不能丢掉马车，雪橇坏了，我马上招呼希申动手给马车换轮子。当时周围到处都是横飞的子弹和挂着霜雪的松林。我们没有手套，双手都被冻得麻木了，但还在拼命的拧螺丝，要把车抬起来才能换轮子，可是我们俩一起使劲也抬不动。这时候有5个士兵从旁边跑过去，我把他们拦了下来，5个人才把这辆马车抬了起来，它怎么也得有公斤重，然后我们又撞上了另外一个轮子。就在大功告成的时候，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结果马又惊了，我又得把马拉回来，所有的物资都在雪橇上。我们驾着车撤退，发现桥前边挤满了马车，根本绕不过去，我着急地大喊：给电台让条路！我拿了一支步枪朝天鸣枪，其他车上都是普通战士，而我是大士，我们终于闯出了一条路，到桥边才发现桥面上到处都是弹坑，我们小心的绕开弹坑过桥，等过了桥不久又遇到一条运河，这里没有桥，我看到雪地上有卡车留下的车辙，沿着车辙走，最后顺着河堤下了冰面过河，在河对岸上坡的时候却上不去，正好大车后边有个18岁的小战士正在那大哭，我把他叫了过来，把车拉上了河堤。过河以后我们驾着车沿着公路继续向前，遇到了一个老同志，我一开始没认出来，后来才发现是通讯主任恰多夫少校。他本来一脸忧郁的表情，马上就看出了我。—古尼宁，电台还能用吗？干得好！我们整个师部都被打散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带出来的这部电台是师部唯一幸存的电台，师长失去了通讯，连各团在哪儿都找不到。我们到最近的村庄里开设了电台，找到了各个团，整个师终于开始投入战斗。作战处长看到我说：干得好，古尼宁，你救了整个师！你最少也能拿到红星勋章。

但是最后我也没拿到勋章，那是因为斯大林有命令，打了败仗是不能授勋的。不过虽然没有勋章我还是得到了晋升。战役期间通讯排排长伊林牺牲了，他被敌人的坦克炸死，电台也炸坏了。我得以接任排长，并且被晋升为军官。还有一次我们要紧急转移电台，当时电台被装在卡车上，轮子都给拆下来了。我后来带着电台乘坐卡车抵达指定地点，那里是一片枪林弹雨，所有人都躲在战壕里，我从卡车跳下来躲在一棵松树下边，结果弹片切断了树枝，差点砸在我脑袋上。

在卡累利阿，我们撤退到白海运河东岸，和西岸的芬兰军队对峙。12月份的时候战线一直比较稳定，没有爆发战斗，双方都比较安静。问：你们的生活条件，饮食条件怎么样？答：每个士兵都有一顶皮帽，长得像个盆。卡累利阿的森林里有不少驼鹿，如果偷猎是违法的，但如果驼鹿受伤了，那它们怎么都会死，这样的就不违规了。战士们会去寻找那种受伤的驼鹿，杀了吃肉。驼鹿肉吃起来口感挺差的。我们当时住在隐蔽壕或者小木屋里，赶上什么住什么。其实也配发了帐篷，但是很快就因为破损没法使用了。问：你们和特别处关系怎么样？答：特别处有个人叫伊万诺夫，好人，跟他可以无所不谈，至少我没有看到他监视过谁。问：那和政委的关系怎么样呢？答：我们政委人也很好，很得人心。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好像叫K什么什么。他年纪比我们长，但平常也会帮我们背电话线。问：芬兰人会搞什么宣传嘛？答：芬兰人一般不会搞什么宣传活动。有一段时间战线稳定了几个月，双方阵地的距离也就米左右，芬兰人经常会朝我们喊：—俄国佬，开饭啦。有一次一架苏联的U-2侦察机坠毁在两军阵地中间的无人地带，飞行员跳伞逃生。这架飞机带来了短暂的宁静，我们和芬兰人都匍匐着爬向这架飞机残骸，从飞机上切下铝片。在这个过程中敌我双方互不打扰，士兵们一般用这些铝片打造小刀。

（古尼宁，拍摄照片时军衔为上尉）

问：你当时和家里还有联系吗？答：我们村子当时被德国人占领了。我妈妈疏散到了列宁格勒，整个城市被包围了，不过还可以通信。我会给妈妈和妹妹写信。年妹妹给我写信说，妈妈死了，妈妈把面包都省下来给了她，死在妹妹的怀里。我的哥哥跑到了爱沙尼亚，又从爱沙尼亚跑到了芬兰。后来苏联方面要求遣返所有苏联公民，一个芬兰警察告诉我哥哥。—我奉命将你强制遣返回俄国。但是我会向上级报告我没找到你，你可以流亡到瑞典，那里不会遣返你。我哥哥后来真的流亡到了瑞典，他在那还遇到了一个我们村子里跑出去的女孩，两个人结婚了。后来我跟他一直没有联系，他也明白如果联系会给我造成不利。年他因车祸身亡。直到90年代，我才通过教会找到了他的儿子，知道了他后来的命运。问：年3月，芬兰族被从被包围的列宁格勒驱逐流放，你在战时有没有听说过？答：我不知道，我妹妹被疏散了，但是这并不是针对特定民族的驱逐。她当时在一个气象学院任高级实验室助理，这个学院被疏散了出去，这是保卫祖国的需要。实验室负责人当时有权带几个人一起疏散出去，他能带的都是最主要的同事。问：年4月3日，国防人民委员部发布命令，将红军中的所有芬兰族士兵调离岗位，转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劳动营，那你又是怎么能一直在红军中服役呢？答：我们第71师根本没有执行这个命令，我们师有一半人都是芬兰人和卡累利阿人，要是把所有芬兰人都调走，那这个师就完蛋了，打不了仗了。不过要是谁医院，让集团军司令部发现了，那就不会被送回第71师了。我们有两个少校，基尔和鲁德，他们俩因病住院，结果出院以后被调到了西伯利亚，去那训练新兵。问：不过你当时究竟知不知道这个命令？答：多少听过些传言，但是我没跟谁说过。但是库科宁却因为这道命令被调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被调到了西伯利亚，仍然在红军服役，保留了军衔，负责训练新兵，当然，这对他来说根本就是大材小用了。后来库科宁为了上前线直接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部，不顾哨兵的阻拦闯了进去。库科宁直接问负责领导：—为什么把我这样一个军事干部调到这里来？我不敢相信。这位负责人许诺会解决这个问题，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库科宁带着自己的档案去莫斯科找一位将军，我不记得那个将军叫什么了，库科宁到莫斯科之后见到了那位将军，他后来命令库科宁去卡累利阿指挥游击运动。当时正是年—年，芬兰军队的士兵由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士气低落以致大量逃亡，特别是在北部的偏远地区，库科宁冒着风险，在没有向上级汇报的情况下和芬兰士兵暗中联络。

（译者注：库科宁后来成为卡累利阿方面军游击运动司令部第2处副处长，指挥游击作战和策反芬军士兵）

那些芬兰士兵告诉他们：“我们痛恨政府，为什么要打仗？就算给我们枪我们也会扔掉”。库科宁向上级汇报，要求给他们武器，把他们组织到红色游击队里来。但是高层并不愿意冒险。战争结束之后我在彼得罗扎沃茨克和列宁格勒又见过几次库科宁。他的功绩被人们遗忘，这很不公平，后来他只能在卡累利阿的一个工厂当保卫人员养家糊口。

问：苏联、芬兰和德国士兵之间有什么不同吗？答：芬兰士兵是在保卫他们的祖国，所以他们抵抗的很顽强，这是很有意义的。德国士兵要有命令才行动，他们往往一开始会逃避，然后才会投入进攻。德军士兵会严格执行命令，从不会有什么主动性，这是德国军队的弱点。和德国士兵不同，我军士兵很有主动精神，但是主动精神有时候反而会适得其反。有时候对战斗局势不了解，就会冒冒失失的行动。不过这种情况也不多，政治军官一般都会带头喊口号，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什么的，那是他的职责，不过步兵一般也不会喊口号。年秋天我们师隶属沃尔霍夫方面军，师部和通讯营就在沃尔霍夫附近的一个村里驻扎。当时我们在那里临时驻扎，我们排偷了个懒，没有挖隐蔽所，把牲口棚用雪给严严实实的盖了起来，一点风也透不进来。战士们找了个炮管改造成炉子，那地方柴火挺多的。在火星行动之前，我们奉命开进到距离前线不远的地方，就只能下力气挖隐蔽壕了。火星行动的得失如今很难评判。不过通过火星行动至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我军在敌人的封锁线上打开了一个8公里的缺口，列宁格勒的陆上通道被打开了。但是从军事观点来看，这场战役没有实现最终的目标。在战役爆发之前，政治军官曾经向我们宣布要重演斯大林格勒的大捷，以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围歼当面之敌并解除列宁格勒之围。由于指挥不利，战役目标没有达成。在列宁格勒附近的罗希诺突出部，德军有强大的阵地，可是最开始我们没有航空兵，也没有炮兵火力支援。当时我们师隶属方面军第二梯队，参加了进攻罗希诺突出部的战役。1月12日，我军经过猛烈的火力准备之后展开进攻，后来有人说这是卫国战争期间最为猛烈的火力准备之一。早上8点30分，我从隐蔽所里钻出来，天色一片昏暗，周围寂静无声。突然我看到拉多加湖方向有两条燃烧的丝带，就好像是两根灯芯挂在天际。后来我才发现这是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的炮群，火炮发出的闪光如同两条光带。接下来我听到了恐怖的轰鸣，我们堵住耳朵，什么都听不到。炮击准备的时间很久，我记不得具体多长时间了。德军在罗希诺的坚固工事被炸成一片废墟，敌人被迫逃之夭夭。在我们前方的是友军第师，他们突破已经空无一人的德军阵地，报告夺取了罗希诺，他们刚刚夺取一个立足点，德国人就发动了反击。我们师迅速开进冲进罗希诺，遭到了敌人的攻击，我部损失很大。在整个战役期间，我们都在罗希诺克敌人拉锯，始终没有完全控制住这个地方。我们在电话里能听到师长和另外一个师的师长（我不记得对方是谁了）的对话—咱们俩都上当了，那个家伙谎报他拿下了罗希诺”。第师的人报告罗希诺已经成了空城，他们夺取了这个地方，所以那个师的师长命令部队巩固现有阵地。

在战斗爆发前，我们的师长是佩佩利亚耶夫，他是个出色的指挥员，可惜年年初不幸因病去世。继任者扎米尔洛夫斯基是个党务人员出身，缺乏作战经验。在此之前扎米尔洛夫斯基从未独立指挥过哪个部队作战。这位初出茅庐的师长在指挥时总是神经紧张，比如说上级给他下了命令，夺取罗希诺，可用什么办法夺取？炮兵都没有准备好。扎米尔洛夫斯基应该去集团军司令部解释为什么他拿不下罗希诺，现实条件有什么困难。可他没有，他让战士们带着一捆捆手榴弹，用血肉之躯去啃敌人的工事。

德国人在夜里把战场照的如同白昼，整个战场都毫无遮掩。我们的战士纷纷被打倒。我认识一个人，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波波夫就参加了这次行动，不过他还算走运，腿上中了一枪，被送了回来。总的来说这次行动完全是失败的，最后也只能停止了。当时我负责的是一部РСБ电台，是轰炸机用的航空电台。我的任务是在集团军司令部工作，有一个台长和三个报务员轮流执勤。另外他们还有便携式电台，报务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噪音中分辨信号，所以得有双好耳朵。我手下有个很优秀的报务员，伊万·伊万诺维奇·巴拉基列夫。我的工作是掌握整个通讯的各个节点，检查流程。巴拉基列夫每天执勤时间超过12个小时。有一次我去无线电室，发现巴拉基列夫累的睡着了，砸门都没听见，我坐下来，发现他听不见我说话，正做梦监听信号呢。年1月18日，我军突破了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全体官兵都感到非常兴奋。战士们之间流传的“士兵电报”也就是小道消息经常有其他战线的新闻。比如说，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正式报道，在一个月之后才在广播和报纸上出现，那时候战役都结束了，不过我们很早就知道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栽了个大跟头。问：沃尔霍夫方面军的自然条件很艰苦，到处都是沼泽，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障碍？答：冬天的时候沼泽地都封冻了，所以也不怎么麻烦。我们调离沃尔霍夫方面军的时候是春天，离开了栖身的隐蔽所，把电台和其他东西打包装车。年夏天我们冒着大雨行军，一路上除了短暂休息的时候根本无暇架设电台。从这里到库尔斯克有公里，全靠两条腿行军。我们一路上晓行夜宿，因为天上有德国人的侦察机。在库尔斯克，德国人可不是撤退，而是溃逃。

（泥泞中行军的第71步兵师）

问：说说你在库尔斯克战役的经历，听说你在那里荣获了一枚红星勋章。

答：事实上，在这里一切都和以前不同。我们在一次战斗中投入进攻，但是敌人的阵地占据有利地形，第团被打了下来。报务员彼得·费多罗维奇·克拉科耶夫负责操作电台，他把电台从车上搬下来，放在一截木桩子上。克拉科耶夫的所有操作都严格遵守条令，当然有的时候也不必严守条令，可以明码通讯。当时师部所有领导都围在克拉科耶夫旁边，师长、司令部的各色人等和作战处的所有人员。大家都在等第团的报告。很显然克拉科耶夫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我发现他有点不知所措，一把把克拉科耶夫拉开自己坐在了电台前。首长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所有人都在喊：

—你在干什么？

我根本顾不上理他们，一门心思的联系第团，开始在纸上记录收到的电码。收到电报的师长马上了解了战局，进攻得以继续。在战争中后期，我军在进攻前经常会组织无线电报务员业务比赛。总的来说，在战局比较平静的时候，政治学习挺烦人的。我一般都会主动参加竞赛，当时的业务比赛里我的速度是最快的，第二名比我差的时间不多，我主要快在译码。部队当时征集了一批平民身份的报务员。当时有个集团军司令部的报务员听过我的课，想用摩尔斯电码跟我聊天，这在部队里是严格禁止的，我立即阻止了他的行为。年以后，我们进攻的速度越来越快，战斗中很难开设有线电话联络。所以从师长到团长随身都得带一个无线电报务员。指挥员以前往往不喜欢电台，因为没法语音通话，而且无法相互通话。但是电台的优点在于机动快速。在新的作战条件下，这样的优点得到了指挥员的青睐。在进攻乌克兰的时候，我曾经跟上级吵过一架，当时搞得他挺惊慌。每个报务员收发报的速度和准确性各不相同。师部的新任通信主任帕维尔·维克托罗维奇·卡布耶夫少校对无线电不是很精通，他曾经拿着报务员名单问我：—为什么师长还特别带个报务员？师长的报务员库兹明是我带出来的，还有其他不少报务员也是我带出来的。我知道给各个指挥员分配的报务员都是什么样，他们都有自己习惯的报务员。各个报务员也都熟悉其他人的说法和声音。德国人有时候会利用战俘来扰乱我们的通讯，但是这种小把戏一般都会被马上识破。我曾经跟卡巴耶夫少校说—少校同志，如果你调整我手下的报务员，一旦有什么问题责任我不承担，要是你来负责恐怕就更麻烦。师长很欣赏库兹明，甚至让他和自己一起吃饭。在我的坚持下，最后所有的报务员回到了各自的岗位。在乌克兰，我们的进攻速度很快，前方根本没有敌人，我们的步兵是徒步行军，德国人是开车撤退。我们师长别利亚耶夫上校乘坐威利斯吉普在战斗队形前沿，库兹明带着电台跟着他。有一次师长带着我们把战斗部队甩在后边得有25公里，我们赶到一个村子，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德国人的影子，师长问一个当地人：—夫人，请问这有德国人嘛？—我这没有那些邻居。

乌克兰当地群众很热情的欢迎我们，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女主人还给我们做罗宋汤，大家吃的特别香，她就在旁边看着，还挺高兴的。

农场里有大概四五个人，里头有个老头跟我说小伙子，来跟着我来。他把我领到一个大花园，里头摆着一张桌子和几条长凳。桌子上摆着煮熟的土豆、新鲜黄瓜、蜂蜜和其他吃的。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黄瓜蘸蜂蜜。那个老头说：吃吧，也没什么好东西。没有白肉也没有伏特加。我们卡累利阿人喝粥的时候也不吃白肉，所以这的饮食还真有点奇怪。整个乌克兰都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可这里的土地真是肥沃啊，吃的到处都是。乌克兰真是让我惊讶，在这什么东西都是随便种下去就能长。

（第71师师长别利亚耶夫及司令部人员，年于德国拍摄）

我们在乌克兰的时候，师部一般都是夜里转移，但是有一天我们夜里因故未能行动，只能等天亮了再走。当时我们分乘两辆吉普车，第一辆车是参谋长和师长，第二辆是通讯主任，我还有一个报务员带着电台。开在路上我们听到有飞机的声音，一架德国战斗机冒了出来，我们在它冲下来的时候想把电台、装备什么的搬走，结果好几辆车都被打坏了，师部的炊事兵也牺牲了。还有一次我们撞上了一股德国人，他们可能是以为苏军还离得老远呢，躺在森林里睡大觉，居然连哨兵都没派。问：红军里士兵和军官，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答：我得说，战争时期条令执行的没那么严格。和平时期什么都得按照条令执行，打起仗来就宽松多了。比如说我是个上尉，下级就必须按照条令称呼我“上尉同志”。不过在战时，一般就叫“嗨，上尉”“听听，少校”，也没什么关系。

问：战争期间你休过假嘛？答：有一次我在冬天的时候休了10天假。作为奖励，上级发给我一张票。我马上去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衣服又理过了发。这样的感觉其实挺奇怪的，不知道怎么形容。以前打仗的时候我们都和衣而卧，到了后方，每天晚上都有音乐会或者电影。问：你受过伤什么的嘛？答：整个战争期间我都没受过伤。年秋天的时候我们解放了波兰，那年秋天挺暖和，阳光挺好。前线离我们不远，能听得见枪炮声。我去第团的路上经过一座村庄，这座村庄已经被彻底炸毁了。我去第团是为了找报务员赫拉姆佐夫，他头天晚上去侦查了，第二天早上回来。附近有个空无一人的村子，赫拉姆佐夫在回来的路上到村子里找了个空房子大睡一觉。我在路上的时候突然天上飞过来几架德国飞机，我躲到路边房子里的地窖里，那里边已经有几个人捷足先登了。我们几个人就躲在里头等空袭结束。能听到外头炮弹乱飞，我站在门边上，等到空袭结束了，那几个人突然叫我：—哎你出去看看。我刚一出去，就站在门口，突然有一发炮弹在外头爆炸，当时我没听到炮弹飞过来的呼啸声，如果在外头听到了肯定会马上卧倒。虽然我没有受伤，但是还是被震晕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身上没有一点伤口，我还以为自己会伤的浑身流血，但其实是毫发未伤，那发炮弹在附近的一个坑里爆炸，弹片都从我头上飞过去了。我出去找村口的小木屋，但是已经没什么小房子了，只留下了一个弹坑。我看到那是一架德国轰炸机投下的炸弹，不过这枚炸弹只是不小心掉下来的，德国人并没有想炸这个地方。

在波兰作战期间，我们会对德国人搞战场宣传。士兵们爬到前沿，竖起一面宣传画，画上是希特勒的画像，还有一行字“开枪”。在德国作战的时候，我不再担任通讯排排长，而是跟随师长担任他的通讯主管，尽管当时我只是上尉。因为我在无线电报务方面水平挺高，而通讯主任对无线电根本不懂，参谋长可能也是知道这个问题。后来师里推荐我晋升为大尉，可提交申请的时候，负责这个事儿的文书忘了写我的党证号码，结果这份文件就被打回来了。等到这边重新提交申请，文牍往来的时候，战争就结束了，晋升的事情也被搁置了下来，不过最后我转入预备役的时候还是被晋升了。

（古尼宁的授勋卡）

在整个年4月我们都在德国北部行军，后来师部随方面军向南进发。这段时间虽然老能从无线电里听到“战斗任务，战斗任务”，可其实一路都没遇到过敌人。

战火此时在整个战线上燃烧，为了攻克柏林而爆发的战斗相当惨烈，不过在我们这却是静悄悄的。有一次我们行军路上碰上了一股德国人，大约有40多人，都是些赤手空拳的士兵，他们问我们：“战俘收容所在哪？”

我们最开始进入德国领土的时候，几乎所有城市都是空无一人。后来很显然德国平民也发现我们是正规军，所以也就不跑了。我们曾经占领了一个德国城镇，那里的民众对我们的态度总的来说还算友好。不过有这么一个插曲，我们找了个挺漂亮的大房子，准备作为通讯站，把无线电台和交换机都布置在这里。我们五个通讯兵走进去的时候，大厅里有5个德国妇女和1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他立即满脸惊恐的站了起来，我们无暇顾及这几个人，开始讨论在哪布设交换机。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看到那几个德国人就那么站在那里，吓得浑身发抖。我用比较生硬的德语跟他说：先生，我们要在这里工作，请你们去其他房间。他们马上逃也似的跑到另外一个房间里。过了一会那个脸色惨白的德国老头过来问我

—军官先生，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枪毙我们？

我跟他解释了半天，我们只会打死那些跟我们交战的德国士兵。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可估计他还是不信任我们，过了一会又来问：

—军官先生，我们能出去自由活动嘛？

—当然，去哪儿都行，我们很快就会走了，顶多两个小时

这些德国人这才相信我们不会枪毙他们，纷纷走了出去。

后来又有一次我们在另外一个德国城市找了一间房子，里边有5个居民。房主大约50岁上下。我们有个战士问：

—能不能让女主人给我们做一顿汤。

当时我们身上只带着干粮，我去找女主人问：

—我们正在战斗，要吃干粮，能给我们做点汤喝嘛？

她笑了，笑的很温和“当然当然，你们只喝汤嘛？”她找出来一本菜谱，我就点了菜谱里的第一道汤，又点了写着有肉和土豆的菜。我们等了一会，战士们让我去看看女主人在做什么，我过去的时候看到女主人在厨房里忙活，她戴着眼镜，正在用天平仔细的称量各种食材。大家后来大吃了一顿，把汤都给喝光了。我们离开的时候把身上所有的吃的都给她留了下来，奶酪、香肠还有面包。那个女主人感动的哭了，她说家里都已经没有面包了。后来我们在这座已经空了一半的德国城市里找到很多地窖，里头有果酱，有腌菜，确实就是没有面包。

问：你是怎么知道战争胜利的呢？

答：我们在5月8日就在等待胜利了，因为7日的时候战斗就都结束了。不过最后正式的胜利日是在5月9日。我们当时在德国小镇克列佩林，郊外有一条街道，有不少空房子，我们三个人，沃金、纳扎罗夫和我。听说战争结束了，和平降临了，可我们身边只有牛奶，我们就一人倒了一杯牛奶，庆祝战争胜利。

问：你在卫国战争中荣获过什么勋章呢？答：红星勋章、二级卫国战争勋章、保卫列宁格勒勋章、解放华沙勋章。师长别利亚耶夫偷走了我的荣誉。当时我们这些老兵都有资格荣获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可就在别利亚耶夫正在签名的时候，突然电话响了，他就出去接电话，没回来，结果包括我在内的4名军人就没有获得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师长本来应该去集团军司令部解释，为什么漏掉了4份授勋申请没有签名，但是他没有

后来我作为占领军在德国待了6个月，当时什么事儿都没有，苏联占领区和盟军占领区之间的分界线只存在于地图上，人员可以自由流动，所以我去德国各大城市游览了一遍。

当时我只需要在公路上拦下来苏军军车—您要去哪儿—去纽伦堡—正好我也要去

等到了纽伦堡，我就去找城防司令部，找个大尉或者是上尉，跟他说我想在这里游览一番。

我们只需要告诉这个人，我们曾经在哪里参加过战斗，他就会给我签发一份介绍信，拿着这封介绍信我就能在这里最好的酒店解决吃住问题，所有东西都免费的。我在纽伦堡待了三四天，然后就搭车去另外一个城市，就这样游遍了德国各大城市。当时我们的军饷分两种货币支付，卢布和军票。当时我们在德国用军票消费就可以，卢布可以存进银行或者寄给家里人。我把工资都寄给了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妹妹。在盟军占领区遇到盟军的话要敬礼，双方的关系是非常正式的。跟美国士兵聊天，我们会说点德语，连说带比划。有一次有个美国士兵来找我，拍了拍我的肩膀，用很蹩脚的芬兰语问我：—芬兰人？—是，芬兰人—真他妈的，能不能去你们的小卖部帮我买伏特加。我们的小卖部不卖伏特加，我们都给喝光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芬兰族，革命之后全家移民到美国了。我去买了半升伏特加，这个美国芬兰裔带着酒去盟军占领区的一个饭店。我们4个苏联军官和4个美国军官刚走进去，老板就赶快跑过来用蹩脚的俄语招待我们

—欢迎，军官先生老板是个流亡的白俄。店里当时的顾客基本都是女性，有个20多人的乐队正在演奏。老板过来说：“我们这已经有一个多礼拜没什么材料了，只有咖啡，他们都是坐在这喝咖啡听音乐的”。我又去了一趟我们苏军的小卖部，买了不少吃的回来，让服务员做成三明治。他们做好之后端出来一个大托盘，我们这一个军官让我把三明治也给乐队分一点，还给每人都倒了一杯伏特加。喝了酒之后，乐队马上换了曲目：喀秋莎。年我复员的时候拿到了卢布的退伍金。回家以后第二天我就回到列宁格勒大学报到了，年的时候我在大学才两个半月，就被拉去当兵了。我找到了物理系系主任，她找出了保存了7年的学生登记表：古尼宁，我们只能让你从大一重新开始，我会立刻批准你的奖学金，你先找个招待所住下。问：卫国战争结束之后，你有没有因为自己的出身问题遇到过什么麻烦？答：没有，我从来没遇到过什么针对自己的敌意。年，爱德华·马特维耶维奇·古尼宁大学毕业后继续考取研究生，于年毕业。在年退休之前，古尼宁一直在列宁格勒大学无线电物理系担任副教授、高级研究员，先后发表论文40余篇。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