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文｜妙汉种子如果有最魔幻事件的评选，他的离去肯定会有一票。韩影史上，甚至在世界电影范围内都极负盛名却充满争议的导演金基德，因新冠感染在拉脱维亚意外离世。 发出这则新闻的是一家拉脱维亚语媒体，一个多小时后，韩国媒体才“姗姗来迟”地最终确认。那一个小时，就如同大多数影迷在看完他电影的最直接感受——迟疑，震惊，错愕。与大多数中西方媒体都发出了悼文不同，韩娱圈只有釜山电影节执行委员长全阳俊（音）发文“韩国电影界无法挽回的损失，以及巨大的悲痛”以作悼念，无论是他合作过的电影人还是大部分电影圈人士都选择了沉默。天才导演，情色大师，厌女标志，片场暴君，性侵嫌犯……用任何一个词都无法简单概括的金基德的争议人生，无论从哪个角度展开，都会成为正反双方的战场。但歌颂与声讨都不是以下文字的本意，无论是从他的为人还是作品去剖析，都并非为了表明立场。某种程度上，无论是金基德这60年的人生，还是金基德的电影，都是窥探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第三只眼”。韩国 影评人郑圣一甚至这样说过：“是金基德电影的出现，才使得韩国电影开始能从整体上描绘以往时代所经历的真实生活。”但金基德的底层视线是如何形成？他与其他年代出生的韩国导演们又有何不同？他的争议背后以及后来的韩国电影界，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绝望的底层观察者60年前的冬天，金基德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奉化郡的一个山村。贫穷的出身和扔到人海里也不突出的相貌，似乎早就为他颠簸的人生定下了基调。金基德的父亲是经历 的退伍军人，虽然当了20年的村长，但由于在战争时期受过很多枪伤，所以患有严重的神经痛。即便战争已结束多时，他的父亲每年都会给国务总理写信索赔，但写了几十年，得到的回复就只有四个字：无据可查。饱受身心折磨的父亲能做的，就只是把愤慨和 转嫁到儿子身上。每天在餐桌上上演的震耳欲聋的咆哮谩骂早已是固定节目。因为在课本上涂鸦，小腿各被抽打多下的暴力行径对金基德来说也不过是家常便饭。小时候的金基德敢做的，就是迅速逃离。宁可逃到后菜园偷白菜充饥，甚至躲进农家土屋屎坑，也不愿和父亲多待一分钟。即便父亲后来逢人就炫耀自己有个当导演的儿子，金基德也依然没有与他和解。为了逃离父亲的魔掌，20岁时金基德主动加入了训练最为酷烈的海军陆战队，但军队的经历不仅没有缓解他的愤怒和悲伤，甚至让他 次感受到令身体颤抖的杀意。金基德所在的小队驻扎在雷达基地，是专门负责捕获间谍的 部队。他的上级在某一天值勤的时候，没有及时发现疑似间谍船出没的痕迹，更没有向上级报告，但因为韩国根深蒂固的上下级关系，金基德“理所当然”地成了背锅侠，被关进了南汉山城监狱。显然，这次逃离以失败告终。服役了足足5年以后，他用尽所有的积蓄买了单程机票逃到法国，凭着小时候喜欢的，承载着他自我的对涂鸦画画的痴迷，开始以画画为生。在法国也没有过得多好，因为没钱所以只能跟流浪汉蜷缩在塞纳河边，一起饥寒交迫地度过了最开始的时间，甚至连黑人清洁工都是他羡慕的对象。认识和跟随的朋友形形色色，有来自东欧和阿拉伯国家的小偷和骗子，有跟着他学画画并教他法语的越南少年，经历了七次两伊战争的逃兵，还有韩国流亡家庭。《野兽之都》便是再现这些像是野生动物般活着的人们的记录。就这样在法国度过了2年，依然无法获得成功的他回到了韩国，但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却是“最值得珍惜的时光”（金基德《于我，电影即斗争》），后来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带有这部分经历的影响。事实证明，无论他怎么逃，也逃不出父亲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父亲对于金基德的深远影响不仅在于暴戾和愤怒，还在于剥夺了他在韩国社会立足，也是韩国社会最看重的根本——学历。年仅9岁的金基德，为了哥哥的学业随着家人搬到首尔居住。但后来哥哥因顽劣被学校开除，金基德也受到了牵连，父亲认为他们都不是读书的料，一怒之下迫使他们进工厂赚钱。就这样，金基德的学历只停在了初中。能接触的人群，也只剩粗鄙的工厂糙爷们和骚扰他的街头混混。要知道，同代的韩国名导，包括李沧东、奉俊昊、朴赞郁、许秦豪、康祐硕，都几乎出自韩国高校甚至SKY三大名校（首尔大、高丽大和延世大），洪常秀不仅生于电影世家，是科班出身的正统电影人才，甚至还是韩国 批留学导演。与金基德类似学历却同样成为名导的，最为人熟知的大概就初中毕业的林权泽和高中毕业的李晚熙了，但这两位的所经历的时代和环境显然又无法直接与60年代生的导演们进行比较。难以复制的早期经历，令金基德无论是在观察还是表达上都与众不同。即便是帮同学和战友写情书，他能想到的开头都是些诸如：“某个人忽然在街头仆倒，生死未卜，血流如注”，“一片花叶被摘下”，这种一般人未必能想到的极端表达。但这样的“才华”并没有让他被唾弃，反而让他抱得了美人归。甚至后来结婚的对象，也是在法国交往的笔友。金基德对于文字和表达的信心以及讲故事的欲望，便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些在普通人看来根本不算什么的小小“成功”，对于在底层的泥潭里挣扎多时的他来说已是 鼓舞。而这样的经历种下的种子便是，原来成功的途径之一可以是讲故事，无论故事本身有多么的极端。遇到电影这种能承载他的故事和肆意表达的载体，便有如抓住了救命稻草。“拍电影便成了我与这个世界对抗的手段，同样也是我轻视自己不堪重负的无力内心的一种表达方式。”（金敬《羸弱男子的骇人之力》）于是，他一面疯狂地创作以求获得更多的肯定和成功来填补极度的自卑，一面又以更加极端的故事来满足观众的窥探欲和他的表达欲，同时为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