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约束通过本章的综述，我们可否依照此前在第二章至第五章中讨论前4个国家案例时使用的框架，对二战后的德国历史做有益的探讨？与前4个国家相比，二战后的德国历史显然大为不同。前4个国家均是在一日之内骤然爆发了单个危机：年7月8日，佩里船长在日本港口登陆；年11月30日，苏联对芬兰发动进攻；年9月11日，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军事政变；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突发政变，虽然结果并未成功。与上述案例的差别是，二战后的德国并未出现一次压倒性的主要危机，相反地，它在—年陆续经历了互相叠加而又渐次展开的数轮危机。我们将在第七章看到，二战后澳大利亚危机的发展进程也遵循了平缓渐进的德国模式，同样有别于我们在前4章中所探讨的突发式危机。将“危机”一词涵盖的范围从突发式案例扩展至渐进式案例，是否有误导之嫌？事实上，这两类案例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它们之间不过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德国也曾经历突发式冲击，而且事实上经历了三次：年5月7日和8日，德国正式投降，此时的德国满目疮痍，所面临的危机是本书谈到的所有国家中最严重的；年8月13日，柏林墙建立；年，德国学生运动持续数月。相较而言，佩里叩关和智利的皮诺切特政变事实上也并非毫无预兆的独立事件。相反，它们是先前好几十年间事态逐渐发展、累积，进而爆发的结果，而且要解决这些危机需要经过连续好几十年的努力：这两项特征同样也适用于二战后德国的历史。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我们在第二章至第五章中探讨的所谓“突发式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与第六章和第七章中探讨的所谓“渐进式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有相似之处。因此，我察觉到，将两类不同的案例放在同一框架内探讨是有用的。特别是，二战后德国的历史不但体现了本书危机分析框架中的大部分因素，而且将其中4项因素的作用体现到极致。我们先讨论这4项因素，随后再考虑余下那些体现得不那么明显却仍然意义非凡的因素。德国首先体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地缘政治因素对于国家主动权的约束（表1.2中的因素12）。这一因素决定了一国是否有必要根据他国的行动等待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在第二章到第七章讨论的6个国家案例中，只有芬兰在独立自主行事方面受到的约束堪比德国。如果你不是德国人，一开始听到这个判断也许会觉得很荒谬，因为人们习惯性地认为，20世纪的德国享有充分的主动权，典型的例子是德国在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治下采取果敢的军事行动，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正好印证了我的结论：这两件事都为德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都没有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而是主动采取行动，结果自食苦果。要理解地缘政治因素对德国主动权的约束，只需参照近代的欧洲地图。如今，德国与9个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瑞士、奥地利、捷克、波兰和丹麦）共享陆上边界，同时，德国隔着北海和波罗的海与另外8个国家（英国、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相望。除此之外，德国在年吞并奥地利之时增加了三个陆上邻国（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年，德国的陆上邻国还多了一个立陶宛。年以前，上述部分国家是德国的两大陆上邻国（俄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近代历史上，德国总共曾拥有20个邻国（如果每个历史主体只算一次，而不把陆上邻国和水上邻国分开计算，也不把过去的国家和现代国家分开计算的话）。—年，这20个邻国当中有19个（除了瑞士之外）要么曾入侵或经由海路进攻德国，要么曾有德国军队驻扎或经过（指瑞典），要么曾遭到德国的入侵。这20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是（或曾是）非常强大的国家（法国、俄罗斯、哈布斯堡王朝、英国和曾经的瑞典）。并非只有德国才有邻国，大部分其他国家也都有邻国，只不过其他国家与邻国之间的边界通常都是具有防护作用的地理屏障。然而，德国北部属于一望无际的波德平原（见插图6.6），没有任何的天然防护屏障：这片平原上没有山脉（不像西班牙和法国有比利牛斯山脉为界，也不像意大利被阿尔卑斯山脉环抱），仅有历史上军队总能轻易跨越的、窄窄的河流。（即使是莱茵河从严格意义上讲对军队也构不成障碍。）当我和我的美籍波兰裔夫人玛丽一同乘飞机从柏林飞往华沙时，她从飞机上俯瞰德国和波兰共同所在的这片平原，用波兰人惯有的黑色幽默（正是这种幽默让这个民族在波折的历史中得以保持健全的理智）调侃道：“真是完美的坦克战选址啊！”她想到的是年，希特勒的坦克轧过波兰的领土。而一个了解历史的德国人看到这一幕则可能会想到那些从东边和西边浩浩荡荡地闯进德国北部的军队，包括二战时期的同盟军、两个世纪之前拿破仑率领的军队，还有在那之前的其他入侵者。在我看来，德国这种被邻近国家包围的地理区位向来是德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项影响因素。当然，这样的区位也不乏优势：德国因此成了各方在贸易、技术、艺术、音乐和文化上的交汇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地理区位还在二战中便于德国入侵其他许多国家。然而，德国的地理区位也为其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和军事劣势。17世纪，西欧和中欧主要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宗教与权力斗争——“三十年战争”的主战场便在德国，这场战争使德国失去了将近一半的人口，而且使其经济支离破碎，政治陷入倒退，影响持续了接下来的整整两个世纪。德国是最后一个（年）完成统一的西欧大国，这次统一离不开一位出众的外交家俾斯麦的领导才能，他拥有一种独特的能力，能够预期众多其他欧洲势力的反应，并做出万全准备。对统一的德国来说，被自己的东西方邻国（俄国及法国）两面夹击无疑是一个军事噩梦。这个噩梦确实发生了，并且让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尝到了战败的滋味。二战后，德国被美国和自己的三个邻国瓜分。除了等待其他国家爆发事端，从而为自己创造出有利时机，联邦德国政府对于德国的重新统一无能为力。德国与众不同的地缘政治约束条件意味着，比起那些在地缘政治方面不太受限的国家，糟糕的领导者对德国造成的影响会严重得多。举个例子，虽然德皇威廉二世和他手下的官员因失策与迂腐而臭名远扬，但美国、英国和其他的国家也不乏糟糕的领导者。有海洋作为保护屏障的美国和英国不会因为无能的领导者做了蠢事就惹祸上身，而威廉二世和他手下的官员确确实实在一战中给德国招致了灾难。俾斯麦曾以一个比喻来总结那些成功的德国政治家所采取的外交政策背后的哲理：“我们应当尽可能地看看，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上帝大步流星地走过哪些地方，又要去往何处。然后，把握时机，抓紧他的衣摆，紧跟他的步伐，这趟旅程能走得越远越好。”这也是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在—年采取的政策，在维利·勃兰特于—年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之后，民主德国与苏联的政治走向终于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创造了时机。美国的橄榄球赛场上有一个相同的战术，被称为“伺机而动”。对彼时处在实力巅峰的大英帝国来说，这样的哲理是难以理解的，对今日的美国来说（在外交领域而不是在橄榄球赛场上），这仍然是无法理解的。这是因为，无论是曾经的大英帝国还是如今的美国都期望掌握主动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自我怜悯？德国的案例还充分体现了另一个因素——自我怜悯和受害者心态（因素2）的影响。这是特别发人深省的一个讨论议题，因为德国实际上曾走上不止一个，而是两个极端：德国在一战和二战后的反应是截然相反的。年10月，正值一战即将结束时，德国在西方战场上最后的军事进攻也失败了，协约国军队向前挺进，并且新增了百万名美国士兵，德国战败已不可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德军依然在有条不紊地后撤，协约国军队也尚未到达德国边境。然而，随着一支德国舰队发生兵变，还有武装暴动在德国境内的爆发，停战协商的进程不得不加速，最后只能匆匆定论。这便为一战之后德国国内的煽动者，尤其是阿道夫·希特勒，提供了可乘之机，他宣称德军并未在军事上被击败，而是背信弃义的平民政客背叛了德军。获胜的协约国通过《凡尔赛和约》强加给德国的条款，包括声名狼藉的“战争罪责条款”，给德国贴上了挑起战争的侵略者标签，这激起德国人更深一层的怨怼。因此，尽管一战后不少德国历史学家致力于研究何种战前政治失策导致了德国在不利条件下陷入战争，但一战后的德国民众普遍认为，德国是受害者，国家的不幸并非领导者的责任。现在，我们来对比一战后德国民众形成的受害者心态和二战后德国民众的心态。年5月，德国军队在各大战场上均被击败，整个德国被同盟国军队分区占领，德国提出无条件投降。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都一致认为，二战的欧洲战场完全是由希特勒挑起的。德国人逐渐了解到，德国政府所实施的集中营政策以及德国军队在东部前线的所做所为给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德国的平民也承受了不少苦楚，尤其是汉堡、德累斯顿和德国其他城市均被轰炸。面对苏军的挺进，德国民众纷纷逃离家园，战争结束后，波兰、捷克和其他东欧国家政府对所有生活在东欧及前德国东部领土上的德意志族群进行驱逐。据估计，苏联的占领和驱逐行动使超过万德国平民成为逃亡的难民，其中有超过万人被杀害，有万女性遭强奸。平民遭受的这些苦楚在二战后的德国获得了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