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诞辰130周年单行道一部双向奔

                            

7月15日,是德国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周年诞辰。本雅明是现代哲学和现代艺术批评的关键人物,也是最难捉摸的几位思想家之一。

《单行道》是一部品位极高的、经过升华的哲理文字,是本雅明对他那个时代的哲学、文学、政治和社会等许多领域现实问题思考的结晶。这本书以罕有的质量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他去世已经82年了,可是人们对他的兴趣并未减弱。他的身影宛如一颗常青树,依然活跃在全世界知识人的广泛阅读与探讨中。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马嘉鸿老师的书评《多义性与单行道》。

正如作者所陈:“今天的我们,穿梭在宗教极端势力摧枯拉朽,民族、民粹主义煽动政治激情、智术师们用各色‘意见’垒砌重重‘洞穴’的路途上,随身携带一本《单行道》,或许有助于护持住那颗不会随之走向封闭的心灵。”

文学翻译家李士勋翻译的《单行道》(修订本)将由活字文化策划,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敬请期待。

多义性与单行道

作者:马嘉鸿

本文原刊《读书(总第期)》年第6期

本雅明像[法]吉泽尔弗伦德摄影(年)

在《单行道》扉页上,有一段致敬题词:

这条街叫

阿丝雅拉西斯大街

以她的名字命名

她作为工程师

在作者心中打通了这条街

但是,在由阿多诺整理的年版《本雅明文集》中,这句致敬却被删去了,二人合作的文章《那不勒斯》,拉西斯也被抹去了署名。本雅明的好友格哈德肖勒姆在《莫斯科日记》序言里也倾向于低估拉西斯对本雅明的影响:“这本日记恰恰未能让我们见识并理解本雅明所爱的这位女子才智的一面。”

阿丝雅拉西斯(AsjaLacis,—).本雅明的女友,前苏联拉脱维亚共和国人,布尔什维克。年初夏,本雅明与她相识。

本雅明的这句致辞该如何理解?后世学界对这位“拉脱维亚女布尔什维克”的对待是否公平?她对本雅明思想的左翼转向曾发挥过怎样的影响?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不得不追溯本雅明在这场相遇前后,究竟经历了什么。

本雅明和拉西斯初次见面是在年的意大利的卡普里岛,这一年夏天,本雅明正在写一篇申请教授职位的论文。本雅明在德国学界本就没有可资利用的师承关系,况且,当时的犹太人普遍很难谋求体制内的教职,唯一的指望就是时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主任的舒尔茨教授。舒尔茨建议他写一篇关于“巴洛克悲剧形式”的论文,最好一年内完稿,因为在此期间舒尔茨仍然在任,具有一定话事权。于是,为了能远离家庭琐事,本雅明决定离开柏林,带着个摘抄的引注,一个人前往意大利南部小城那不勒斯,开启压力下的写作。

在风景秀丽卡普里岛,本雅明成为了咖啡厅的常客。写作之余,他注意到一位年轻有魅力的女士,他走上前问道:“尊贵的女士,需要我的帮忙吗?”拉西斯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如是写下对本雅明的第一印象:“浓密的深色头发,戴眼镜,眼镜镜片就像小探照灯一样投射出光芒”,她认得这种类型的人:“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许是很有钱的那种”。(AsjaLacis,RevolutionrimBeruf,S.42)除去经济情况,她的猜测还是挺准的,毕竟此时的本雅明还需倚仗父亲的资助。很快,两个人开始在陌生的城市里周游、交谈,陷入爱河的本雅明忍不住在信中向他最好的朋友肖勒姆分享这个消息:“这位来自里加的俄国革命家,是一位出色的共产主义者,自从杜马革命之后,她就在党内工作”,“是我认识的最为出色的女士之一”。

阿丝雅拉西斯是一位纺织工匠的女儿,但贫寒的出身并没耽误她接受良好的教育,思想进步的父亲将她送到了当时在圣彼得堡唯一对女性开放的大学。拉西斯学习戏剧并发展出一套儿童戏剧心理学理论,她阅读广泛、聪敏健谈,通晓俄文、德文和法文,因而她所到之处,无论是在柏林、巴黎还是莫斯科,都能收获同时代最顶尖的知识分子朋友圈。拉西斯还在布莱希特执导“爱德华二世”时担任其助手,也正缘于她的牵线,本雅明才得以和布莱希特相识。

此时的拉西斯32岁,比本雅明年长一岁。她来卡普里岛是为了治疗三岁女儿的病,一同前来的还有拉西斯的男友,德国戏剧导演伯恩哈德莱西,只不过他先行返程了。此时的本雅明在经历了多年与朵拉疲惫的婚姻和长期对尤拉科恩没有回应的单恋后,这一次,终于遇到了在思想上棋逢对手,在身体上双向奔赴的爱情。

然而,拉西斯和本雅明是如此的不同,在政治立场、思想资源、信仰与行动的关系等诸多面相上,她都站在本雅明的对立面。拉西斯绝不会理解,在欧洲遍布革命浪潮之时,为什么有人会钻进故纸堆研究17世纪巴洛克戏剧。而对本雅明来说,革命的激励与短暂的荷尔蒙仿佛一场“进步的风暴”,席卷了他原有的精神秩序。

作为两人爱情的见证,城市印象文《那不勒斯》如实地记录了这场风暴。在二人对那不勒斯城市进行静物扫描的字里行间,可以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地捕捉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眼光,他们用各自的理念,将同样的事物聚合成不同的意涵,这在对那不勒斯建筑的描绘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建筑被用作大众化的舞台,它们全被分裂为数不清的、同时活动着的剧场,阳台、庭院、窗户、门廊、楼梯、屋顶,都同是既是舞台又是包厢”。在这种场景中,每个人都既是表演者又是观赏者,每一个人在看的同时也在被看。建筑体包含了多个平行空间和世界,随时对即兴事件保持敞开状态,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掌握全息景观,而每一个角落又都分参建构着整体的和谐。拉西斯仿佛从中看到了去中心的、无政府式的,大型共产主义实验剧场;而本雅明则从连绵不绝的碎片中看到弥赛亚的永恒和超越。

在这篇散文中,出现频次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多孔”(porous)。在多孔视域下,每一个细微的事物都包含诸多彼此平行的阐释空间,就像某个建筑单元既可以是庭院的构件,也可以是楼梯的组成部分,庭院与楼梯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而是以不可化约的方式,共同保存了事物的全部具体与可能。这种表达似乎是对传统存在论和认识论的一次突围,文章未曾使用“定义”的动作,并不试图将事物特性固定为普遍概念,因为任何界定都很难不是片面的。这甚至不是价值悬置,而是主体悬置,即让事物以一种无法穷尽的方式自我展开,从而尽可能丰富地、无偏差地呈现事物的多义性,并同时兼具启示和隐秘的功能,完成对事物的“拯救”。

在那不勒斯,相爱的两个人既渴望用对方的眼睛看世界,更渴望将对方的视角纳入自己的视野。拉西斯对革命共产主义的献身与本雅明犹太教的底色共同指向对物化世界的超越和对人性的救赎。究竟,拉西斯的道路是否能走通?这条路更优越于本雅明的路吗?在经过那不勒斯的交汇后,这两条迥异的思想轨迹会渐行渐远,还是发生更深的纠缠?又或许,就如同“庭院”和“楼梯”一样,并行不悖而又交相辉映?

本雅明与妻子朵拉

年11月,本雅明回到了妻子朵拉身边,继续书写因为那不勒斯罗曼史而耽搁的论文,这篇论文一直拖延到年春天才提交,而舒尔茨只读了论文的前言就宣布自己不再为本雅明负责。为了以防本雅明在求职记录上保有曾被拒绝的痕迹,法兰克福大学建议他撤回教授资格的申请。这篇后来被阿多诺称为本雅明在“理论上论述最充分的著作”,《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就这样受挫了。

改宗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犹太知识分子本就渴望融入主流社会和证明自己,更何况本雅明需要以学术成功换取父亲的经济支持。同时代的捷尔吉卢卡奇情况类似,但他在年就因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而年少成名。这本书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异化,指出光明的前途在莫斯科,此书后来受到布洛赫、阿多诺、克拉考尔、本雅明等一众犹太知识分子的追捧。反观自己,学术生涯才刚刚起步就遭遇打击,体制内教职的这扇大门似乎永久地合上了,本雅明就这样成为了一名自由知识分子,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呢?

本雅明此时处于一个岔路口,他的挚友肖勒姆一直试图吸引本雅明共同从事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他年就移民到巴勒斯坦。本雅明如果要走这条路,唯一的条件就是学会希伯来语。在肖勒姆两年前离开德国时,本雅明就曾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写了一篇送别文章《德国没落的描写分析》并题词“祝移民幸福”,这篇文章后来稍加修改以《对德国通货膨胀的巡视》为题业收录到《单行道》中。肖勒姆回忆道,他很难理解写下这篇文章的人会继续留在德国。这是因为那时的本雅明还对自己的学术职业生涯保有相当的信心。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拉西斯则昭示着另一种可能,是去巴勒斯坦还是莫斯科?在这个负责任的决定之前,本雅明必须要让自己以漫游者的状态尽可能地多地收集经验。

与拉西斯的第二次相遇发生在里加,然而,这次见面更像是本雅明的一厢情愿。拉西斯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去排练演出,满脑门子的事情,瓦尔特本雅明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喜欢给人惊喜,但我并不喜欢他制造的这一场。他来自另一个星球——我没有时间陪他,他有很多时间去熟悉里加。”(AsjaLacis,RevolutionrimBeruf,S.56-57.)他在里加漫无目的地闲逛了四周,并将这种孤单的守候记录下来,后来也被收录到《单行道》中:

为了看望一位女友,我来到里加。她的房屋、她的城市和她的语言,我都不熟悉。没有人等我,没有人认识我。我在大街上孤零零地走了两个钟头。就这样我再也没有看见她。……她很可能从一个大门里走出来,拐过墙角,也可能恰好坐在电车里。但在我们两个之中,无论如何,我必须成为第一个看见另一个的人。因为,假如她将目光的导火索先埋到我身上——那我可能不得不像一座火药库那样飞上天空。

申请教职被拒后的两年里,本雅明一直断断续续着这种速写。按照本雅明最初的构想,《单行道》就是这样一本写给朋友们的小册子:“我想用几个章节收录我的一些格言、讽喻和梦境,每个章节都会以我一位亲近的朋友的名字作为唯一标题”。《单行道》箴言式的写作似乎体现了本雅明在谋求大学教授席位失败后对自己的重新定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单子式”的,这既是对传统体系性哲学的反叛,也带有鲜明的《那不勒斯》遗风。他不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理念世界,也不再借助诠释经典艺术作品的方式,而是以物质对象作为哲学分析的出发点,发展自己全新的表达,这一切不能不说是拜拉西斯这位唯物主义者所赐。但是,本雅明的唯物主义并非马克思或者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他的目的不在于揭示客观世界的矛盾,或是主体对客体的克服;相反,他力图呈现万事万物在存在论上的模糊,因为矛盾本身也是一种主观建构的结果。

《单行道》初版封面[美]萨沙斯通设计(年)

和《那不勒斯》相像的是,《单行道》里几乎每一个意象都是多义的,都类似于既是“庭院”又是“楼梯”的存在。当思维从它被规训的概念、逻辑中解放出来,它捕捉到事物之间新的关联。本雅明从梦与神话中借用了重新看待周遭一切事物的眼镜,但这副眼镜并非为了看清,它的意义恰在于将物体之间的边界、梦与现实之间的边界统统模糊,这既使思维摆脱沉疴概念的异化,也同时使那些有待概念化的经验得以被领会、通达。

就连“单行道”的书名也是这样多义的意象:从正面看,它如一切同时代的事物一样,有一个进步的方向;从反面看,它没有掉头的可能和其他的出路。近代以来,当金钱越来越成为一切事物的中心,拜物教统治了人的心智,威胁着传统与直觉,精神在物质铁律面前被碾成齑粉。物质主义的、不好奇的、自私迂腐的资产阶级价值和道德使历史行进于单行道上,不断走向对人类自由的限制。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史观下,本雅明力图对濒死的事物进行挽救,虽然这恐怕注定是一场无谓的抵抗和有去无回的历险。此外,本雅明对拉西斯的爱恋,也未尝不是一条“单行道”——只管此刻的出发,孤勇如一支射出的箭,向无限的未知一往无前。

承接未知的下一站发生在年12月的莫斯科。自年4月起,本雅明开始患上抑郁症,与此同时他还在翻译《追忆似水年华》,但翻译“虚弱与天才相伴相生”的普鲁斯特毋宁是某种慢性自杀。罗沃尔特出版社迟迟没有出版《亲和力》和《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在体制外成名的机会仍然遥遥无期,更重要的是本雅明失去了父亲。在这种状况下,加入德国共产党,去莫斯科与拉西斯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为自己的人生开辟另一片战场,能否成为摆脱当前困境的出路呢?为此,本雅明做了一定的准备,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持续影响下,他继续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商品特征的一章,还读了有关现实政治的共产主义分析,比如托洛茨基《英国往何处去?》。此外,他还接受了马丁布伯撰写莫斯科城市印象的约稿,为这次旅行提前预支了稿费。

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坏消息是他的挚爱拉西斯此时正在经历严重的精神崩溃,不得不在疗养院休养,更坏的消息是拉西斯的男友莱西一直在陪伴她。本雅明到达莫斯科后,不得不面临三人行的局面,本雅明根本没有和她单独相处的机会。更让人失望的还有拉西斯喜怒无常的情绪和令人无所适从的行为方式,很快,本雅明就在日记中写道,他感到“和阿斯娅分开生活的这个想法不再像以前那样难以忍受了”。

?纽约客(TheNewYorker)

爱情的未来似乎变得愈来愈暗淡,同样地,莫斯科共产主义的未来也在逐渐失去光彩。在莱西的带领下,本雅明接触了苏维埃俄国的知识分子。他听闻自列宁去世以来,党在文化事务方面的紧张氛围,感到“人们对严格进行政治立场的区分极端重视”,触动他的还有随处可见的列宁像,以及阶级斗争概念应以多高频率收录进苏联百科全书的讨论等等。

本雅明发觉,党和政治的立场对于他的工作而言过于狭窄,即便这种“狭窄”能够给他提供必要的“支架”,为生活填充各种事件,以摆脱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但一番思想挣扎后,保持独立的意志还是占了上风。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他一直在游荡、观望,却始终不能在行动的意义上向前一步,因而也注定无法受到任何庇护,只能孤零零地暴露在生命的偶然和各种彼此冲突的极端思潮影响之下。在这次莫斯科文化苦旅的尾声,本雅明暗自许诺,如果有机会能争取到和拉西斯一起生活的话,可能会成为他最先要做的、最重要的事,但他知道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在俄国。

事实上,在-年的柏林,本雅明确实有过这样一次机会,当时拉西斯受官方派遣负责建立苏联与德国左翼作家之间的联系。本雅明用肖勒姆帮他争取来学希伯来语的奖学金,为拉西斯租了一栋大房子,却对学习希伯来语三心二意。这不仅是为了拉西斯,更缘于此时的本雅明已在德国文化界崭露头角。这段时间,他的几本著作相继出版,就连赫尔曼黑塞这样的大人物都会告诉出版社,读完《单行道》不由得心生激动。学术体制外的新路正徐徐拉开帷幕,本雅明为自己树立的新抱负是成为德国一流的文学批评家,虽然,文学批评在德国五十多年来从未被看作是严肃的文体,但至少这足以保证他的独立性并容许他在思想上对各种可能性保持敞开。

当拉西斯完成公务要被遣返时,只有婚姻可使她继续留在柏林,本雅明就果真戏剧性地与朵拉离婚了,但他和拉西斯的关系却并没有从此幸福起来,相反,他们只要在一起就充满争吵。更不幸的是,拉西斯得了急性脑炎,不得不被送往法兰克福急救;而本雅明因为离婚官司在经济上心力交瘁,饱受折磨。当本雅明在的跨年夜独自一人躺在巴黎的宾馆时,他再也没有固定的居所收藏他的图书,再也见不到阿丝雅拉西斯,也再也没钱学习希伯来语了。

本雅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年)

随着纳粹上台,本雅明的出版越来越受限。年,在纳粹的驱逐下,他逃亡到西班牙的边境自杀,而拉西斯也成为了斯大林清洗运动的牺牲品,在年3月被押送到卡拉干达集中营,她的男友莱西则在年也被关了进去,二人直到年才重见天日,拉西斯还是从布莱希特口中才得知本雅明的死讯。

在那个犹太知识分子普遍缺乏介入现实手段的时代,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最有效的反抗形式(汉娜阿伦特语),而本雅明既没有去巴勒斯坦,也没有去莫斯科。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气质中缺少决断,更主要的是,他看到这两种方案都有很大可能将自己引向错误的拯救,也将使他丧失主动建构自己思想的机会。

当各色的主义和意识形态铸就的“单行道”各行其是,宣称自己是真理的代言时,“本雅明充满激情地、同时也是充满反讽地把自己放置在交叉路口。对他来说,对许多位置保持开放十分重要:神学的,超现实主义美学的,共产主义的,等等。这些位置互相矫正,所以,所有这些位置他都需要。”(SusanSontag,“Introduction”,inWalterBenjamin,One-WayStreetandOtherWritings,p.27.)恰恰是出于对“单行道”的密闭恐惧,本雅明踌躇、犹疑,也因此始终无法将自己的人生安放于任何一元化的信仰、观念系统、政治组织或情感关系之中,甚至他的生命最终也萎顿于此。

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里,本雅明们用对智慧的热爱和自由的坚守,使观念的天空保有璀璨的星丛。今天的我们,穿梭在宗教极端势力摧枯拉朽,民族、民粹主义煽动政治激情、智术师们用各色“意见”垒砌重重“洞穴”的路途上,随身携带一本《单行道》,或许有助于护持住那颗不会随之走向封闭的心灵。

原标题:《本雅明诞辰周年|《单行道》:一部双向奔赴的爱情见证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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