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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回答“社会的（social）”一词可能并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毕竟“社会科学”包含了很多学科。如果想要列出爱沙尼亚自年重返独立以来发生过的一系列社会变化也是一样的道理。因此，在收集任何数据之前，我们必须先设定一些分类。我们可以将爱沙尼亚从封闭的前苏联社会经济体转化为开放的西方社会作为分界点。从最新关于西方化的StrategEast报告（即StrategEastWesternisationIndex）来看，除去俄罗斯和年后就不再存在的前苏联名义共和国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Karelo-FinnishSSR），爱沙尼亚比其他国家都更好地采用了“西方模式下的政治发展、法律运行、经济关系、文化传播和生活方式”。根据报告采用的具体方法来看，爱沙尼亚在14个国家中获得了92.5分的成绩位列第一，随后是立陶宛（90分）、拉脱维亚（87.5分）、格鲁吉亚（64分）以及摩尔多瓦（59分）。该报告还列出了一些爱沙尼亚社会方面的案例，并指出“总体来说，爱沙尼亚的政治权利和公民的自由都得到了很好的保障，相比于其他前苏联国家来说，爱沙尼亚在各大全球民主和自由排名中都保持在前列”，而且该国“也是全球新闻和网络最自由的国家之一”。这些信息足以让我们开始收集以下社会因素的数据：“民族”、“城市化”和“社会职业地位”。
爱沙尼亚不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所以有必要放眼于年这个重要节点之外的时刻。后一战时期爱沙尼亚一直在巩固自己的独立性，同时其社会中约有12%的人口是少数民族（主要有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和瑞典人）。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爱沙尼亚族”是人数最多的民族（占人口总数的88.2%），排在第二的是俄罗斯族（8.2%），随后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1.5%）、瑞典人（0.7%）、犹太人（0.4%）和其他民族（1%）。5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后，前苏联在年进行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中显示“爱沙尼亚族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减少到了61%”，展现了“前苏联占领期间官方工业化和重新定居政策的成果”。爱沙尼亚族人数急剧减少的同时，其他民族的人数有所上升，如俄罗斯人（28%）、乌克兰人（2%）、白俄罗斯人（1%）、芬兰人（1%）等。虽然距离前苏联解体只剩下两年的时间，但新独立的爱沙尼亚却必须开始着手解决前苏联强制和半强制的重新定居、野蛮驱逐出境和社会清除问题了。爱沙尼亚被前苏联占领的时期以毫无争议的统计学数据“终结了”，与被占领前相比，爱沙尼亚的俄罗斯族人数增加了两倍，这一因素让该国极大程度上重新调整了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变量。
后苏联时期，爱沙尼亚在“民族”社会平衡问题上做了一些调整。年1月1日，全国人口中，“爱沙尼亚人”有人，占比近68.5%，是该国最大的民族群体。俄罗斯族人在爱沙尼亚所占比例正在减少，现有人，占比24.66%。十分有趣的是，人认为爱沙尼亚是自己的出生地，但只有人是真正的爱沙尼亚公民。诸如此类的变化对于爱沙尼亚这样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此前占领爱沙尼亚的政权试图对名义上的主要民族群体实施严格的限制。因此，现如今，在占领结束后近三十年中，爱沙尼亚的主要民族在总人口中占比有所增长可以被视为该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积极信号，尽管“民族国家”概念在决策过程中已不属于通常的话语体系。
有趣的是，爱沙尼亚的这一“民族问题”还与本篇周报的第二个关键词“城市化”有关。据报道，年有大约69%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这项数据在过去三十年里基本上保持在相同水平。然而，爱沙尼亚的这一现象背后有着一段很有趣的历史，研究爱沙尼亚社会的研究人员应该永远对以下几点保持警惕。首先，爱沙尼亚在历史上一直称自己为“乡村人民”。例如，年，爱沙尼亚的人口约为，但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的5%”（约人）。其次，爱沙尼亚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段逐渐推进的城市化阶段，该过程的意义十分重大，此后，在前苏联侵略前的独立时期（-），爱沙尼亚的“城市化速率逐渐降低”。第三，前苏联对于城市化的态度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苏联式的城市化更加迅速，而且通常与工业化和“在前苏联共和国间的人口再分配有关，俄罗斯则是移民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在年苏联解体之前，爱沙尼亚的“城市化人口增长到了71%”，爱沙尼亚的特点是，“城市人口增长得飞快，并且在前苏联统治时期增长了四倍多”，而这一现象并不是“基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因为当时的农村人口数量几乎没有减少。
这三个因素讲述了一个有关爱沙尼亚社会的特别的故事，爱沙尼亚作为一个非常依赖于土地和乡村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城市化国家，而且它有着许多不自然发展的大城镇。年7月，该国政府宣布“爱沙尼亚未来几年的行政区划将分为15个城市（cities）64个乡镇（municipalities）”，考虑到爱沙尼亚人口较少，这两个数字都相当大（地图1显示了所有行政单位，其中标明了年各单位的人口数量）。地图1
Source:AlariPaluotsandPostimees.最后，有一份有关爱沙尼亚当前的社会职业地位及其在近些年发展的说明。此处需要再次重申历史角度，因为在十八世纪末，在现在爱沙尼亚所在的位置上“曾经保持着非常严格的社会结构”。年，爱沙尼亚的人口“根据社会阶层被分为以下等级：贵族（0.6%），神职人员、市民及其他自由人（不包括自13世纪以来一直居住在沿海地区和岛上的瑞典‘自由农民’）（4.2%），大部分为奴隶的农民（95.2%）”。虽然这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桩小事，但它对爱沙尼亚社会的影响却一直存在。因此，贾恩·马索（JaanMasso）认为，想要对爱沙尼亚中产阶级进行分类仍然比较困难。困难之处并不在于制定相应的衡量标准或准确地计数，真正困难的是爱沙尼亚人对于“中产阶级”的理解多变甚至模糊。中产阶级有可能意味着“自我信念”，比如在年时，54%的人口认为他们属于该国的中产阶级，但三年后（当爱沙尼亚的人均GDP和预算都有所增加时），只有47%的人认为他们归属于中产阶级了。年，波罗的海最大的银行瑞典银行发布了一份宏观经济研究报告，该研究显示，波罗的海地区中产阶级的收入大幅增长，爱沙尼亚中等家庭收入在年至年增长了两倍。此外，尽管只有不到一半的爱沙尼亚家庭收入达到了西欧的收入水平，但这确实一个很大的“飞跃”，年的时候，该国只有10%的家庭能够在收入上与西欧持平。同时，报告中指出，“尽管爱沙尼亚有着很好的发展，但收入不平等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一些问题还涉及到对“濒临贫困率”（见表1）和“长期失业率”（见表2）的担忧。“爱沙尼亚族”和“非爱沙尼亚族”之间在这两项数据上有一些差距，但差距并不大，这就说明该国的融合政策效果较好。在瑞典银行的报告中，研究的参与者同意“一个每月净收入在-欧元的人可以被归为中产阶级”。（Voomets）年的第三季度，“爱沙尼亚的平均每月总工资为欧元”。
表1:按种族划分的濒临贫困率Source:StatisticsEstonia表2:长期失业率Source:StatisticsEstonia可以确定的是，疫情后任何微观和宏观社会经济的数据都会有所不同。2月份最新发布的限制措施将会对爱沙尼亚社会有着严重的影响。但还是让我们以一条积极的信息结束这篇周报。爱沙尼亚作为一个社会，男女的“出生时预期寿命”都将接近80岁（见表3）。除了几个例外，这些数字从年开始一直在上升。在爱沙尼亚社会，一个人的寿命会更长。
表3按性别分类的出生时预期寿命Source:StatisticsEstonia
（作者：E-MAP基金会；翻译：齐欣雨；校对：戚强飞；签发：陈新）***中国-中东欧研究院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年4月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注册成立，是中国在欧洲首家独立注册的新型智库。中国-中东欧研究院搭建起依托中东欧国家学者的学术研究网络。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