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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欧洲的(极)右翼民粹主义
极右翼民粹主义是政治光谱最右端的民粹主义,因而也具有右翼的典型特征——右翼自由主义,即政治保守主义。但极右翼民粹主义蕴含的极端保守、封闭、排外等思想以及加强国家权力等主张,导致很多人自然联想到同属极右翼的法西斯主义。这也是为何欧洲对现在的极右翼民粹主义之风如此警惕。
在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存在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很多国家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参与政府甚至开始执政。欧洲比较有名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包括:法国国民联盟、奥地利争取自由党、德国另类选择党、意大利联盟党、波兰法律与正义党、匈牙利青民盟、丹麦人民党和拉脱维亚全国联盟等。虽然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之间的主张差异很大,但其最核心的主张都是反移民以及“伊斯兰恐惧症”。
以下是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核心主张:
1.极端民族主义
穆德认为,极右翼民粹主义的核心概念“无疑是‘民族’”。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将本民族定义为“我们”,而将外来者(其他民族)定义为“他们”,并树立起两者的根本差异与矛盾。极右翼民粹主义者认为,一个民族国家应该完全由本土群体的成员居住和管理,非本民族的人不仅不属于这个国家,还会从根本上危害民族的纯洁性和同质性。这种排外、仇外的思想已经超出了普通的民族主义范畴,升格为“极端民族主义”或曰“本土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在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反移民、反难民,尤其是来自北非、中东等地的穆斯林移民难民。这种仇穆思想有着深远背景:战后西欧经济的飞速发展需要引进大量劳动力,由此导致一大批“外来户”(绝大部分是来自中东北非的穆斯林)前来务工,他们中的很多人自此定居甚至入籍欧洲。但一些欧洲人却一直对这些外来者抱有厌恶甚至仇视的思想,甚至在这些移民成为本国公民甚至生下“移二代”、“移三代”之后依旧如此。
从根本上讲,极右翼民粹主义对移民难民的仇视来源于一种文化上的恐惧。穆斯林独特的文化传统使他们很难也拒绝融入欧洲的主流文化,而是一直保持着自己“格格不入”的信仰、行为和主张,这使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坚定认为这群穆斯林“非我族类”所以“其心必异”。而穆斯林人口相对欧洲人的快速增长更使欧洲人产生了一种“国将不国”的感觉,认为这些不断“繁殖”的外来户从根本上对欧洲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进行着侵蚀。
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对移民难民的仇视还有一定经济社会因素。长期以来,移民和难民都被谴责为挤占了欧洲本国人的经济资源,如工作和福利等。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对移民难民为欧洲经济做出的贡献视而不见,主张“福利沙文主义”,认为福利只能给予本民族的人而非穆斯林。此外移民难民也一直被欧洲社会污名化为寻衅滋事者和犯罪者,这加深了人们的偏见。
实际上,极右翼民粹主义的这种极端排外和极端封闭体现的正是一种文化和民族上的“极端保守主义”,是对精英倡导的、流行欧洲几十年的“自由、开放、多元”等所谓“欧洲价值观”和“政治正确”的反弹。极右翼民粹主义者认为,欧洲敞开怀抱欢迎移民难民的进程完全由精英主导,其根本目的就是拉来更多廉价劳动力为自己谋利。因此反移民和反精英是一体两面,欧洲人要退回已经被“精英”所推倒的民族国家的围墙中。
年后欧洲爆发的大规模难民危机是此轮极右翼民粹主义兴盛的重要原因。虽然欧洲各国政府普遍对难民持欢迎态度,但更多欧洲人认为这些难民的到来不仅“抢占”了欧洲人的资源,还加剧了社会的混乱,甚至很多恐怖主义分子也混入其中。整个欧洲因此变得一地鸡毛,导致一些人对这群“外来者”更加厌恶和仇视,在这个背景下,一些大打“移民牌”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开始崛起。
2.反全球化
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反对的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反对大型跨国公司通过贸易协定和放松管制的金融市场行使不受约束的权力。虽然全球化本身并非造成社会不满的罪魁祸首,但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完全拒绝全球化的一切,例如自由贸易、外来劳工、“外国制造”等。在具体实践中,极右翼民粹主义鲜明体现出了极右翼在经济上的封闭保守特征,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思想大行其道。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普遍主张提高关税、筑起高墙、保护本国制造业,正如玛丽·勒庞所说:“我们支持本土、反对全球”。
如同极端民族主义是极右翼民粹主义对精英呼吁的“开放多元”的反弹一样,反全球化也是这些人对精英主导几十年的全球化的反弹。上世纪80年代欧美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各国普遍放松对经济、市场和资本的管制,全球化因此突飞猛进。但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对欧美来说最严重的就是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欧洲的大量岗位连同逐利的资本一起跑到了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导致一些人失去了工作,而金融业的繁荣未能通过“涓滴效应”惠及普通民众,导致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一些社会底层人士因此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
但更可悲的是,作为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精英”对这些失意者的不幸遭遇视而未见,继续推行自由化和全球化。而极右翼民粹主义则抓住了这个机会。有观点认为,西欧民粹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政党未能在选民眼中对包括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在内的一系列现象做出充分反应的反应。年英国脱欧以及主张“美国第一”的特朗普上台,就是反全球化的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对主张开放的传统精英的反抗。
3.欧洲怀疑主义
反欧洲一体化、反欧盟、反欧元几乎是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一个普遍口号,尽管不同政党的反对程度有所不同。极右翼民粹主义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和反对和其本身的保守倾向有天然联系,也和其反全球化、极端民族主义等思想息息相关。
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反对的所谓“欧洲一体化”,指的是当前以欧盟和欧元为代表的这种欧洲一体化方式。极右翼民粹主义者认为,迄今为止的欧洲一体化本质上都是由“精英”主导的,欧盟的在位者普遍是一些不食人间疾苦的技术官僚。实际上,欧盟的合法性确实因“民主缺失”问题而备受质疑,人们无法理解为何远在千里之外的布鲁塞尔的一群官员有权替自己做决定。简而言之,极右翼民粹主义者之所以如此厌恶欧盟,主要是因为其凌驾于所有成员国之上的地位被认为是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的侵犯与架空。
除了对欧盟本身的不信任外,许多人还厌恶欧盟做出的许多具体行为,尤其是一些会牺牲底层人民利益的行为,如拥抱移民、推动私有化等。因为欧盟(欧共体)长期推行“四大自由”和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等经济自由化政策,许多人认为欧盟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组织,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为商业精英服务。欧元长期以来的紧缩政策也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尤其是对比较贫穷的南欧国家来说。
但是,极右翼民粹主义者也并非完全拒绝欧洲一体化,只不过他们欢迎的是另一条欧洲一体化道路,即回归“民族国家”的一体化道路。在这方面,玛丽·勒庞的观点非常有代表性——她主张用“欧洲国家联盟”取代“欧盟”,并要求法国宪法高于欧盟法。
4.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的格外强调
反移民、反全球化、反欧洲一体化等极右翼民粹主义的主张,其深层都蕴含着对“本国”的强调。由于欧洲绝大部分国家都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因此这种对国家的强调自然会延伸到对本民族的认同上,“民族”也因此成为极右翼民粹主义话语中的“我们(人民)”。在强调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极右翼民粹主义者特别注重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与不可让渡。
对外,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声称民族国家是神圣、独立、不可侵犯的,要在民族国家和外界之间筑起高高的围墙,阻挡难民、外国商品、欧盟等一切外来者的进入。对内,极右翼民粹主义者要求一个强有力、能够为人民大包大揽的“大政府”,这也是为何匈牙利等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会被指责为有“威权化”倾向。
但无论极右翼民粹主义者要求的是怎样独立、强大的民族国家,他们都拒绝一个“精英”领导的政府。极右翼民粹主义者认为,国家利益是代表国民大多数的“人民”的利益,而当前这种国家利益已经被“精英”、主流政党和建制派所劫持。因此,极右翼民粹主义者格外需要另一种力量来代表他们的声音,需要一位能够“代表人民”的领导者。在这种背景下,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