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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托尼·朱特译

林骧华

本文节选自《战后欧洲史（卷一）：旧欧洲的终结-》，中信出版社年9月

转载已获三辉图书授权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苏联军队向西挺进到中欧和东普鲁士，几百万平民（其中大多数是德国人）先行逃走。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在回忆录里描述了这个场面：“苏联红军一进来，灾难就降临这个地区了，现代欧洲从未有过如此经历。根据现存的一切证据来判断，在苏联红军最初经过之地，相当多的地方，当地男人、女人和孩子几乎无一存活……苏联人……将当地人口横扫干净，自从亚细亚的蒙古游牧部落入侵的日子以来，从未有过如此情形。”

受害者主要是成年男子（假如还有的话）和任何年龄的妇女。据诊所和医生报告，在苏联军队到达维也纳后的3个星期内，这座城市里有8.7万名妇女被苏联士兵强奸。在苏军占领柏林后，被强奸的妇女人数还略多一些，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德国宣布投降前的5月2日至7日这一周内。这两个数字肯定是低估了的，它们还不包括苏联军队向奥地利进军和横跨波兰西部、进入德国的途中，乡村和城镇妇女被侵犯的未统计人数。

苏联红军的行为几乎已不是秘密。铁托在南斯拉夫游击军里的亲密战友、坚定的共产党人米洛万·德热拉斯亲自向斯大林提出这件事。据德热拉斯的记录，斯大林的回答很说明问题：“德热拉斯自己作为一名作家，难道不知人的苦难和人心是什么？难道他不能理解士兵在经历血与火、死亡威胁后同一个女人玩玩或弄一点小事情？”

斯大林回答问题的奇特方式有一半是对的。苏联军队没有休假制度。许多步兵和坦克兵一连战斗了可怕的3年，跨过苏联西部，穿过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他们的进军路上，目睹和听到德国军队暴行的无数罪证。德国国防军起先骄横地进军到伏尔加河、莫斯科城边、列宁格勒，后来在艰难的撤退中一路血腥屠杀，他们确实虐待其一路上遇到的任何人—虐待战俘，虐待平民，虐待游击队员，并且破坏一切东西，这些暴行都在大地上、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烙印。

当苏联红军最终到达欧洲中部时，疲惫不堪的士兵们看见了另一个世界。俄国与西方的对比一向反差很大——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曾经后悔让俄国人看到了西方人的生活——而在战争期间变得更明显。当德国士兵在东欧发泄兽欲和大规模屠杀时，德国本土仍然很繁荣，在战争进行到很晚之前，德国平民很少意识到战争的物质代价。战时的德国是一个城镇遍布、到处实现电气化、衣食无虞、商店里消费品充足、妇女和儿童营养良好的社会。在苏联士兵看来，这一切同他们自己惨遭蹂躏的故乡简直是天渊之别。德国人对俄国人做了可怕的事情，现在轮到他们吃苦头了。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女人就是战利品。在指挥官们的默许下，苏联红军放松了纪律，向新近征服的德国土地上的平民实施报复。

苏联红军在向西挺进的路上，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地一路抢夺“战利品”（这种说法曾经被肆意仿用）；但是德国女人受害最深。年到年，在苏占区生下了15万至20万“俄国娃娃”，而这个数字不包括未统计过的流产，其结果是许多妇女同她们不想要的胎儿一起死去。幸存下来的婴儿后来变成了越来越多的流浪孤儿：这是战争造成的人类流浪者。

仅在柏林一地，到年底时就有大约5.3万名遗弃儿童。罗马的意大利总统府奎利纳尔宫暂时因变成收容所而出名，收容了几千名意大利残疾、丑陋、无人认领的儿童。在被解放了的捷克斯洛伐克，有4.9万名孤儿；荷兰有6万；在波兰据估计大约有20万名孤儿，南斯拉夫可能有30万。幼小的儿童中很少有犹太人——犹太儿童在战争年代的种族灭绝计划中侥幸活下来的，大多数已经是青少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解放时，发现里面还有名儿童活着；在贝尔森集中营只有名，其中有些人是在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出发的死亡跋涉后幸存下来的。

从战争中幸存是一回事，在和平中活下去是另一回事。幸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和盟军占领军早早地并且有效地介入，避免了无法控制的大规模传染病流行—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横扫欧洲的亚洲型流感记忆犹新。但是形势十分严峻。因为年维也纳的大多数人平均每日靠卡路里维持生命；在布达佩斯，年12月官方配给的只有平均每人每日卡路里（幼儿园的儿童配给卡路里）。在荷兰—年的“饥饿冬天”（当时该国一部分土地已经解放），一些地区每周的卡路里配给甚至低于盟军远征军给士兵推荐的每日配给量；16万荷兰人死亡，其中主要是老人和儿童。

在德国，—年成人平均每日摄入卡路里，年每人每日摄入卡路里，而—年降低到卡路里。但这只是平均数。年6月，在美国占领区，官方每日配给“正常的”德国消费者（不包括受优待的各类工人）的只有卡路里。这些数字使战时的德国笑话充满了意义：“最好是享受战争——和平将是可怕的。”而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方，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在南斯拉夫和希腊的一些地区甚至更糟。

问题一部分出在农田被毁，一部分出在交通中断，而更多是出在孤苦无助、嗷嗷待哺的没有劳动生产能力的人数上。凡是欧洲农民能够种植粮食的地方，他们都很不情愿把粮食供应给了城镇。大多数欧洲货币都失去了价值；即使有一些硬通货作为必要的资金付给农民来购买粮食，也对农民几乎没有吸引力—有了硬通货也买不到东西。所有的食物出现在黑市上，但是价格高到只有罪犯、富人和占领军才买得起。

人们在挨饿的同时还在生病。年，希腊港城比雷埃夫斯的三分之一人口患了沙眼，全系缺乏维生素所致。年7月，柏林爆发痢疾，原因是供水系统遭到破坏，日常供应的是污染水。新生婴儿的死亡率是66%。驻德国的美国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于年10月报告说，联邦德国的勒尔特火车站平均每天有10人死于筋疲力尽、营养不良和疾病。在柏林的英国占领区，年12月报告称儿童死亡率在一年之内达到四分之一，而在这一个月发生的病案中，有例伤寒，例白喉。

战争结束后过了许多星期，在年夏季，发生了严重的危险，即尸体腐烂引起的疾病，柏林尤甚。在华沙，1/5的人患了肺结核。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于年1月报告说，需要救助的70万儿童中有一半染病。全欧洲儿童都在患致命的疾病，尤其是肺结核和佝偻病，还有糙皮病、痢疾和脓疱病。患病儿童很少有机会治疗：解放后的华沙每9万名儿童才有1所医院、50张病床。未患病的儿童也会死于缺乏牛奶（—年，整个南欧和东欧在战火中死了几百万头欧洲奶牛），大多数死因是日甚一日地缺乏营养。年夏天，维也纳婴儿死亡率接近年的4倍。即使在西欧各城市相对繁荣的街上，儿童也在挨饿，而食品是严格配给的。

食物供应、住房、衣服、医疗等等，对于饱受创伤的欧洲平民（以及几百万被关押的前轴心国士兵）来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且因难民规模之大引发的危机而愈加严重。这是欧洲面对的新问题。所有的战争都使非战斗人员的生活流离失所：土地与房屋都被毁坏，通讯联系中断，丈夫们、父亲们、儿子们应征入伍，死在战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造成最严重破坏的原因却是国家（state）政策，而不是武装冲突。

斯大林沿用他战前的做法，将各族人民在苏联国土上大迁移。年至年，从苏联占领的波兰、乌克兰西部和波罗的海（Baltic）地区向东驱逐了多万人。同年，纳粹也将波兰西部75万农民向东驱逐，将空出来的土地提供给德国民众，被占领的东欧境内的日耳曼种族的居民应邀“回家”，到新扩张的第三帝国土地上去。此举吸引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大约12万人，从苏联占领的波兰被驱走的13.6万人，来自罗马尼亚的20万人，等等——所有的人都在几年后又被重新赶出去。由此可以明白，希特勒在德国侵占的东欧土地上实行种族迁移和灭绝政策直接关系到纳粹的一项计划，即时间上溯到中世纪时代日耳曼人移居的远方居住地现在都要划进第三帝国，并且让日耳曼人到东欧受害者新近被剥夺的土地上去定居。德国人驱走了斯拉夫人，屠杀了犹太人，从东欧和西欧引进了奴隶劳工。

从年到年，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人合力迁移、驱逐、流散了大约万人。在轴心国军队撤退时，这个过程倒了过来。新近重新定居的日耳曼人加入了整个东欧几百万早已定居的日耳曼人群体，一路逃离苏联红军的锋镝。除了那些安全返回故土的日耳曼人，其他民族流离失所的人口也浩浩荡荡地涌入了德国。英国军队的一名军官威廉·贝福德-琼斯如此描述年的情况：

流浪贫民！女人失去了丈夫和孩子，男人失去了妻子；男人和女人失去了家、广阔的农田和地产、商店、酿酒厂、工厂、面粉磨坊、楼宇。还有幼小的儿童，他们背着小小的包裹，脸色忧愁。他们同母亲失散，或者母亲已经死去，被其他回归的移民埋葬在某处路边。

从东欧来了波罗的海人、波兰人、哥萨克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等等。有些人只是因恐惧战争而逃来，另外一些人逃到西方，是害怕在共产党统治下被逮捕。《纽约时报》描述一支多达2.4万人的哥萨克士兵和家属的队伍经过奥地利南部，“同一位画家可能画的拿破仑战争在细节上毫无差别。”

从巴尔干地区撤退来的不只是日耳曼种族的人，还有10万多克罗地亚人，他们在安特·帕凡立克的战时法西斯政权垮台后逃离铁托游击队的愤怒报复。在德国和奥地利，除了被盟军俘获的几百万名德国国防军士兵和最近从德国战俘营释放的盟军士兵，还有许多非德国人，他们曾同德国国防军一起，或在德国人指挥下对盟军作战过：俄国人，乌克兰人，安德烈·符拉索夫将军指挥的反苏军队士兵；挪威的冲锋队志愿兵，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从拉脱维亚、乌克兰、克罗地亚等地自由招募来的德国辅助部队士兵、集中营看守等等。这些人都有充足的理由寻求避难，摆脱苏联的惩罚。

接着是新近释放的被纳粹招募在德国工作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来自欧洲大陆各地，到德国的农场和工厂工作，人数达几百万，分布在德国本土各地及其吞并地区，构成年时纳粹移民的最大群体。对于许多欧洲平民来说，非自愿的经济移民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社会经历，其中包括年9月意大利向盟军投降后，由德国人强行移至德国的28万意大利人。

德国的大多数外籍工人是被迫来到德国的，但不是全部。其中有一部分在年5月随着德国战败而被捕的外籍工人是自愿来的——例如失业的荷兰人，年前他们在纳粹德国找到工作，就留了下来。即使战时德国雇主付给的工资低得可笑，从东欧、巴尔干地区、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来的男女工人也往往生活得比留在自己国内好一些。而苏联劳工（到年9月，他们在德国的人数达到万）即使被用武力带到德国，也不一定感到遗憾——其中有一个名叫埃琳娜·斯克尔雅伯娜的人在战后回忆说：“关于德国人将他们送到德国工厂去的事，他们谁都不抱怨。因为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是唯一可能离开苏联的方法。”

另一群被迫流落异国者却感受迥异，他们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的“罪行”各式各样——政治上或宗教上反对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武装抵抗，由于有人袭击德国国防军士兵或设施而集体受惩罚，轻微触犯占领时期的规定，真实的或虚构的犯罪活动，违反纳粹的种族法律。他们在集中营里活了下来，而那里到最后堆满尸体，各种疾病流行：痢疾、肺结核、白喉、伤寒、斑疹伤寒、支气管炎和肺炎、肠胃炎、坏疽病等等。然而这些幸存者比犹太人还好些，因为他们未被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体灭绝。

犹太人幸存者寥寥无几。盟军到达时，几个星期里获得解救的人与死去的人的比例是4∶10——而他们的身体状况是西方医学无法想象的。但是幸存的犹太人像欧洲其他几百万无家可归者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得以进入德国。德国是盟军机构和军营驻扎之地——不管怎么说，犹太人在东欧仍然不安全。战后波兰发生一系列对犹太人的迫害后，许多幸存的犹太人永久地离开了：仅在年7月到9月间，名犹太人离开波兰到达德国。

（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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