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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造成了 的冲击。虽然特朗普竞选连任失败，但特朗普政府以行政手段推动产业回流、重塑全球分工格局、阻遏中国科技企业成长的单边主义行径，对中美关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已然造成巨大破坏。长期来看，美国发起的“关税战”“科技战”对世界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破坏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的冲击，使得国家安全压倒经济利益成为各国政府产业政策的优先选项，这些将带来系统性的连锁反应，导致全球化的碎片化、区域化和全球产业链的本土化、闭环化。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倪桂桦，文章来源于《当代世界》年第5期。
”美国对华发起的 叠加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造成了 的冲击。在“美国优先”的思维模式下，特朗普政府以行政手段推动产业回流、重塑全球分工格局、阻遏中国科技企业成长的单边主义行径，不仅导致美中之间旷日持久、规模空前的 ，也对二战结束后形成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造成了巨大破坏。同时，猝然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短时间内即造成全球经济停摆，出于对逃避抗疫失败责任及总统竞选的考虑，特朗普将美中之间的安全问题由传统的政治、军事领域，全方位扩展到经济、人文、科技等领域，这对全球化的冲击在深度和广度上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在深入理解中美 对全球化 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对二战以来的全球化以及美国对华战略作以分析。
全球化与美国对华“接触战略”
二战以来的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各国逐渐接纳、融入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体系的过程。美国一方面利用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塑造战后国际秩序，掌控国际制度权力；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融入美国主导设计的国际制度体系，扩大自由国际经济体系的辐射范围。因此，美国在对华关系上推行“接触战略”的出发点，不仅是将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深度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也是以全球化为工具引导中国改革内部制度、顺应国际制度体系乃至推动中国在政治上出现“民主转型”的需要。一、何为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非线性发展的历史进程，具体而言，是指减少国家间壁垒和鼓励国与国之间经济、政治和社会更密切的相互联系的客观进程。国内有学者进一步对全球化的本质进行了界定：它是一种打破和超越领土、国别、民族、领域等各种界限与边界，展示人类日益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类主体求生存、谋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整体性文明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全球化的特征是跨国界流动性，其狭义内涵是经济方面的全球化，用以指代商品、服务、技术方面的跨境交易和资本、人员、信息方面的跨境流动所带来的各国经济、文化、人口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广义的全球化，如基欧汉所定义的，是当前或过去全球主义增强的进程，全球主义则指世界的一种状态，关涉各大洲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网络，并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民、军队与环境和生物相关的物质的流动和影响联结在一起。二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是以美国所提供的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为基础而形成的西方世界的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的全球主义，这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核心机构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关贸总协定及后来的世贸组织为核心机构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以北约为核心、以广泛双边同盟为辅助的国际安全体系。美国还主导构建了国际海洋制度、国际海运制度和国际民用航空制度等一系列多边制度，从而使战后国际经济秩序规则体系初具规模。在多边制度的示范和带动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化历程进一步发展，逐步扩展到能源、环境、发展议程、对外援助等领域，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国际经济秩序。因此，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既是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观念的全球化，也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制与规则的全球化。在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美国扮演着霸权国兼守护者的角色，塑造了全球经济秩序与规则，推动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美元、安全同盟和联合管理政治经济关系的制度化机制都是美国霸权支撑下的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而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最引人注目的扩张是20世纪80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如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一方面，美国政府将这些国家的繁荣视为战略机遇而非威胁，美国开放国内市场使得这些国家努力追求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促使这些亚洲国家积极巩固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加强美国霸权在亚洲地区的存在；另一方面，美国霸权作为区域安全的守护者，在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转型道路上发挥积极作用，尤其是在韩国和菲律宾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都能看到美国直接干预的痕迹。冷战后期，美国利用自身所构建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体系与苏东集团争夺“中间地带”国家，并适时推动这类“威权”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同时也间接地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二、美国对华“接触战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骤然结束，西方国家的精英层普遍认为这是民主制度的胜利。美国学者福山指出，苏东国家的极权体制无法容忍经济上的失败，经济危机导致整个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带来了信仰体系的急剧崩溃，而衡量旧体制进而发现其失败就只有一套标准，即市场导向型经济的生产力和民主政治的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体制相辅相成，“威权”国家融入西方世界主导下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会增强西方民主制度的吸引力，诱导其进行民主化转型，这在同属儒家文化圈的韩国、新加坡得到了印证，因此这也成为美国政府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对华推行“接触战略”（Engagement）的重要原因，即通过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将中国融入西方主导下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体系，以促使中国实现经济体制开放和政治体制转型。这一战略对双方都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融入国际经济体系、适应国际规则体系方面起到极为重要的助推作用；对美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和掌控规则制定的霸权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巩固作用。此外，全球化的进程得以借此全面推进。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核心是全球化推动下的世界各国开放和自由竞争、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基础上的全球治理、人权与公民自由基础上的普世价值以及多边主义的国际议事规则，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的国际规范。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变革，意图对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和不平等的部分进行必要的改革。三、“接触战略”的终结面对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国认为中国有意重塑国际秩序的规则，因而在对华政策上的质疑日渐增多。在奥巴马执政后期，对“接触战略”的争论达到了高潮。年，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其任内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不仅是对奥巴马政府时期对华政策辩论的盖棺定论，也拉开了规模空前的中美 的帷幕。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 的更深层次的原因需要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来加以考察。在国际层面，美国国力相对衰落，对于承担国际公共产品运行成本的意愿有所衰减。特朗普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存在着“搭便车”行为，使得美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运行成本高昂，且由美国民众所承担。基于“美国优先”的战略向导，特朗普试图减少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负担，以低成本方式维持美国霸权地位，以增强美国物质实力的方式来实现霸权护持。在国内层面，全球化改变了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美国掌握了 产业的制高点，但失去了传统产业的支撑面。在融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后，中国凭借着巨大的成本优势和市场优势，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竞相涌入，深度嵌入了全球产业链，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核心。但产业迁移的结果是美国国内传统产业空心化，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铁锈地带”高居不下的失业率导致美国国内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暗流涌动。美国对华 对全球化的冲击
美国对华 可分为“关税战”和“科技战”两个层面，其对原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和全球化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冲击。一、美国对华“关税战”对全球化的冲击在“关税战”的冲击下，中美双边贸易额在年出现大幅下滑。历经23个月的漫长谈判、13轮高级别经贸磋商以及两国元首2次会晤、7次通话，年1月15日中美双方签订了 阶段经贸协定并于2月14日正式生效，中美贸易摩擦告一段落。然而，中美贸易额的大幅下滑只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诸多副产品之一，对全球化形成了多维度、全方位的冲击才是特朗普执政的 恶果。在宏观层面，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掀起“退群”潮。美国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中导条约》、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与协议，并停摆了世界贸易组织磋商机制。建立在多边机制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微观层面，国际分工格局开始出现调整，全球供应链出现本土化、区域化趋势。规避 影响和紧贴市场就近生产成为产业迁移和供应链替换的动因，部分全球化生产行业转向自给自足式全产业链发展的区域性生产模式。一是供应链网络深度调整。一方面，跨国生产厂家开始寻求产业链转移，以供应链遍布全球的美国苹果公司产业链为例，组装产能开始往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越南）转移，除了生产成本的考虑外，规避美国关税也是重要出发点。这些外资品牌的代工厂出产的产品很大一部分市场依然是在美国，转移中低端组装产业既能降低生产成本，也可以避免美国加征的进口关税。另一方面，国内生产厂家开始着力培养本土产业链。以供应链深受美国制裁困扰的华为公司为例，年4月，华为注册成立了哈勃投资并%持股，哈勃迄今累计投资了25家公司，涵盖芯片设计、半导体材料、装备、工艺解决方案、微光学产品、装备检测等领域，从战略投资到更早期的介入，都体现出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提升国内半导体产业链竞争力的决心。二是紧贴市场就近生产成为跨国企业优先考虑的选项。以涉及庞大的上下游企业协作的汽车行业为例，对该产业链及其产品加征关税，影响了汽车行业全球化生产的布局。近年来，为规避 加征的关税，特斯拉在中国建立超级工厂，为中国市场特制车型；宝马汽车将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专为中国市场定制的车型制造车间转移到中国进行生产。产业迁移具有一定的惯性，迁出的产业会长时间影响中美双边贸易额。到年底，美国汽车行业的出口依然没有恢复到年水平，实际购买量仅仅达到 阶段协议中承诺购买量的40%。除了汽车行业近些年不景气的自身原因外，产业迁移在“关税战”期间已然完成，对双边贸易额的长远影响短时间内难以消失。二、美国对华“科技战”对全球化的冲击美国对华发起的“科技战”是 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关税战”在 阶段经贸协议之后有所降温，但科技领域在特朗普执政后期依然是中美角力的主要场域。“关税战”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负责，而“科技战”则是跨部门联合行动，由美国商务部（USDC）和国防部（DOD）以及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CFIUS）等多个部门共同负责。如果说“关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