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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10日，《红高粱》在中国上映。年10月12日，30年之后，《红高粱》再次重映。

《影》上映之初，很多人都说了这么一句话：“国师”回来了。

这句话的疯传，仿佛是16年《长城》口碑和票房惨败的后遗症。人们想看到一个风格化的张艺谋，一个还能继续折腾、满足观众想象力的张艺谋。而《影》中，那种飘逸、灵动的水墨画风格，画面与声效的高度统一，正是众人所期盼的“国师”。

在中国，还没有人能像张艺谋这样，将国风电影做到这种“极端”。

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下，张艺谋的“极端”已经不再是观众眼中的良药。他的长处被不断放大的同时，他的短板也更赤裸地暴露在日光之下。重形式轻剧情，无处不在的符号化，是他的特色，也是他电影中一直挥之不去的问题。

他因极致被夸赞，也因极致被诟病。而这份极致成就了“最好”的张艺谋，也成就了那个“最坏”的张艺谋。若细细回想，这种带着“两面性”的极致，早在他拍《红高粱》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无处释放的表达欲

《红高粱》是浓烈的。

大片大片绿油油的高粱地，飘散着砂砾的黄沙土墙，“祭酒”时的熊熊火焰，男人们坚实粗粝的古铜色肌肤，还有结尾时高空中那抹染红了一切的血色残阳。强烈的视觉刺激让人挪不开眼，画面中充斥着激情，欲望，血性，还有蓬勃的生命力。

《红高粱》是离经叛道的。

在这个电影里，有杀人越货，有抢亲野合，有世俗欢爱，也有精忠报国。主人公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面人物，他可以是不守规矩的偷情者，她也可以是遵从内心欲望的泼辣寡妇。这是中国内地电影中第一次出现了有自我的人，出现了有血有肉，敢做敢为的人。这是对生命本能的礼赞，对原始力量的无上崇拜。

其实，张艺谋拍《红高粱》何尝不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本能。

那时三十多岁的张艺谋已经是颇有名气的摄影师。先是与同学张军钊、何群、肖风拍出了《一个和八个》。随后又与陈凯歌合作，先后推出了《黄土地》、《大阅兵》，在中国电影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张艺谋还凭借《黄土地》，捧回了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的奖杯。

可年轻人总是不安分的，张艺谋的摄影实力纵然被肯定，不过他内心炽热的表达欲并不能得到释放。他需要转型，需要去做导演，将自己内心的情感完完全全放到影像当中去。

那年，张艺谋跟着导演吴天明整整拍了两年的《老井》，既担任影片的摄影师，又出演男主孙旺泉，还一不小心拿了个东京电影节的影帝回来。

在筹备《老井》的期间，张艺谋读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很喜欢。怕这本书的版权被买走，张艺谋干脆直接从太行山杀到了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去找当时还在读作家班的莫言商谈。

那时张艺谋因为要为演《老井》做准备，刚体验完农村生活，他全身晒得黝黑，又是一身农民的装扮，坐电车的时候又夹破了脚，弄得脚上鲜血淋漓的。莫言自小在农村长大，当张艺谋以这副模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还以为是村里的生产队长来了，竟莫名产生了一股亲切感。而且莫言很喜欢张艺谋担当摄影的《黄土地》，《红高粱家族》的版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张艺谋的手上。

回到《老井》剧组的张艺谋很兴奋，和同住的副导演、场记周友朝一起构思影片，一聊就是一宿，边喝酒边侃到天亮。

《红高粱》的剧本要怎么改，改成什么样，莫言并没有过多的要求，撒开了手让张艺谋可劲儿闹腾。若非张艺谋要求，他最初都不想参与改编。莫言很是洒脱：“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

想拍电影？先种高粱！

然而事情哪有那么容易，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找到成片成片的高粱地。只是种高粱的人实在太少，三亩、五亩的有不够用。没法子，既然要拍高粱，就必须先去种高粱。

若按正常流程，首先要将剧本送到文学部审批，文学部提意见，修改通过后，再送到制片厂委员会进行审批，最后才能拿到生产令准许拍摄，这前前后后得花上四个月的时间。张艺谋急得跳脚，时令不等人，要是错过了种高粱的季节，拍摄就难以进行了。此时吴天明告诉张艺谋，让他们先去山东高密种高粱：“出了问题我扛着，先种上再说。”吴天明召集了《老井》摄制组里的几个好哥们儿，几个人七七八八地凑了4万块钱，接着就在山东高密县种了百十亩的高粱。

那些日子，张艺谋天天在高粱地里转，给高粱地里除草浇水。起初高粱的长势不好，据莫言的回忆，年6、7月间，张艺谋给他发来一封电报，希望他找找高密县里的领导帮帮忙。于是莫言回到孙家口一看，几乎都要哭出来了。那片高粱何止是长势不行，可以说几乎都是半死不活的状态，叶子打折卷儿，叶子茎上的一层蚜虫都要晒化了，整片高粱地散发着颓败的气息。还好县里领导很热心，叮嘱底下的乡领导要把高粱的事儿当成“政治任务”，当即批了5吨化肥。

高粱活过来了，跟高粱地一起经历过生死的张艺谋，跟这片土地也有了很深的感情，每一根高粱都融着他心血。他眼瞅着高粱一节节往上窜，听着风吹过时高粱地里哗啦啦的声响，眼睛里，耳朵里，都充斥着生命和活力。他觉得这就是莫言小说里的高粱地，在这片高粱地里，什么传奇的事儿都有可能发生。

《红高粱》去柏林本为救急

在年之前，中国内地也有不少影片参加柏林电影节，比如《乡情》、《血，总是热的》、《雅马哈鱼档》、《陌生的朋友》等等，给评委和观众留下了“政治色彩浓重”的印象。

年底，电影局确定选送陈凯歌的《孩子王》参赛柏林，时任柏林影展主席哈德尔很欣赏这部片子。谁知陈凯歌中途改了主意，选择把《孩子王》送到戛纳参赛。当时时间很紧张，选片人向全国的电影制片厂求助，最后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杨凤良推荐了张艺谋的《红高粱》。哈德尔主席看了以后特别喜欢，评价道：“这正是柏林电影节要的片子！”

那年一起参赛的，还有黄健中的《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黄健中和张艺谋一样都是第一次到国外影展参赛。结果《红高粱》轰动柏林，它让外国人看到了另一个中国，一个如此张扬、粗犷、生机勃勃的中国。

2月23日晚，当公布《红高粱》是金熊奖得主的刹那间，整个会场爆发出了雷鸣一般的掌声。张艺谋接过金熊奖杯，还把奖杯举过头顶，笑得特别开怀，他身上新做的西装也掩饰不了憨态，依旧像是莫言口中的“生产大队长”。事后，一位在西德留学的中国女学生也以不能容忍的态度指着张艺谋说：“你那衬衣怎么那么难看？我真想上台把你那衬衣撕了！”

张艺谋哪管得了这么多，他激动得一夜没睡，他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感觉“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身在国内的吴天明也记得，年2月22日夜里，一通北京的长途打到西影厂，通知他们《红高粱》获奖的消息，一帮子人知道后立刻从被窝里爬起来聚到吴天明的家里，大伙儿一个劲儿地喝酒，一个劲儿地拿拳头捶彼此的肩膀，捶得生疼。

回到国内后，《红高粱》毫不意外地火了。一方面是由于它在国外拿奖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新鲜，符合年轻人的审美。一个县城的影院，票价2毛，可是也需要排队两小时才能买到《红高粱》的电影票。而且因为票房太过火爆，供不应求，有些经济发达地区的票价从1元涨到10元。

片中的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也变得十分流行，周围人几乎都会唱。莫言曾说，年春节过后，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部电影确实真的了不得。

一去不复返的激情岁月

年是《红高粱》上映后的第30个年头。

30年前，37岁的张艺谋带着24岁的姜文，22岁的巩俐，30岁的顾长卫，42岁的赵季平等人，一起在中国电影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时候，年轻的他们身上，有着使不完的劲儿，用不完的激情，他们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部影片里面，宣泄着自己无处发泄的欲望和委屈，在影像的世界里，去打破现有世界的界限和规则，毫无保留地释放着自我。这样的激情，粗糙、暴戾，有种天然去雕饰的狂野之美，和片中的人物一样，有着毁天灭地、改变一切的生命力。

如今，巩俐已经是中国电影界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女演员之一，姜文成了最具颠覆性的华语导演之一，摄影顾长卫也成功转型，相继拍出了《孔雀》、《立春》这样的优秀作品。

作曲赵季平，中国电影音乐界里程碑式的大家。

张艺谋，依然像个勤恳的老黄牛，吭哧吭哧地拍着一部又一部的影视作品。

然而功成名就的同时，他们曾经的那股无所顾忌的冲动也随着时间消逝，变成了纯熟的技术，日渐缺乏温度和力度的情绪。

在《红高粱》之后，张艺谋以《红高粱》为基础，在主题、造型和表现手法上都做了一定程度的加法，试图将《红高粱》进行升级。于是高度的符号化，形式感，技术控，在他的电影作品中逐步加重，构成了观众喜欢和讨厌他的理由。越来越理性的观众也慢慢发现，《红高粱》和张艺谋后来的许多作品都存在相似的问题，只是《红高粱》的“红”太过耀眼，那是如火似血的大红，热烈到可以掩盖影片的那些缺点，忽视剧情的断裂。

想象的限制，深度的缺乏，年近古稀的张艺谋一直在不可避免地重复自己。是那个压抑又充满激情的时代，塑造了张艺谋；是现在这个浮躁又混乱的时代，消磨了张艺谋。激情终究敌不过漫长的时间，我们只能看着那个“最好”的张艺谋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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