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盟军解放这个国家时，夏尔·戴高乐认为，他在伦敦的自由法国政府，而不是贝当的维希政权，代表了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段历史就这样被粉刷了。几十年来，通敌勾结的程度被混淆了，对犹太人的迫害也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令人欣慰的“消极抵抗”。集中营幸存者和未来的部长西蒙娜·韦伊回忆说，当她回到法国遭遇冷漠之墙时，她是多么受伤。一部反映沦陷时期现实的开创性纪录片《悲哀与怜悯》（Lechagrinetlapitié），被推迟上映十二年。（当时担任部长的韦伊，是反对影片公映的主要人物——她说考虑到导演要价太高）一名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描述了法国人如何为纳粹工作，直到年，共和国总统才公开承认法国对将成千上万犹太人驱逐到纳粹集中营负责。

死心塌地的投敌者肯定是少数，但是积极抵抗的也是如此，至少直到年美英盟军在海峡沿岸登陆，“抵抗至 一刻”的队伍才壮大起来。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议员几乎一致投票决定让贝当担任国家元首，并使其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拉瓦尔警告说，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德国人将占领整个国家。按照他的指示，议会解散直到“凡尔登的胜利者”重新召集它，而他并没有这样做。

对于大多数法国人，特别是在沦陷区的法国人来说，接下来的四年是一个暧昧时期，直到这个国家被同盟国的力量解放。虽然从不缺乏真正的英雄和恶棍，偶尔也会发生罢工和粮食骚乱，普遍存在逃避规章制度的现象，但大部分人只是观望和等待，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脚踏两只船。未来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就是这样暧昧不清的典型，他曾接受贝当政府的勋章，但后来也参加了抵抗运动。

年法国投降后，希特勒参观被占领的巴黎

分裂加深

在年崩溃之前的几年里，声称传承继承大革命的共和国及其反对方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大大加剧了。反对者视贝当为法国需要的保守派 人物，认为他将主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其将比第三共和国更真实地代表民族价值，实现四分之三世纪以来极右派所期待的梦想。反对共和制度的人欢呼雀跃。莫拉斯说，元帅掌握权力是一个“天赐的惊喜”，诗人保罗·克洛岱尔写道，在六十年之后，“法国从激进党和反天主教（教师、律师、犹太人、共济会）的枷锁中被解救出来，也希望从普选权和议会政治中拯救出来”。年，他写了一首颂歌，号召法国人尊敬那位像父亲般的老人。

事实上，元帅除了作为日渐削弱的名义 之外一无是处。这并不是说他就容易打交道。当他的脑力衰退时，他的骄傲仍然不可动摇。每当他需要做决定时，他就选择被动的道路，但他不会让步，而是顽强地坚持他为自己创造的传奇。

另一方面，激进左翼分子发起抵抗运动，尤其是在年6月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之后，法国共产党成为其 的招募来源。至年间的暴力意味着，法国意识形态领域的 斗争采取了特别激烈的方式，双方都伤亡惨重。即使这个国家没有遭受“一战”规模的流血，投降也远远没有让死亡人数减少。法国共有60万人死亡，大约35万人是平民，其中6.8万人死于盟军轰炸，7.5万名犹太人被驱逐到集中营。

在这一过程中， 讽刺意味的是，民族主义右派和外国占领者结成同盟，而左派则接受一名拥有旧派权威观念的军人领导。贝当尝试建立以家庭、祖国和工作为基础的家长式统治，颂扬传统道德。“共和国”这个词被抛弃了；元帅成为法国国家的首脑，同时也是政府总理，这个政权建立在对他个人波拿巴主义式忠诚的基础上。随着贝当要求发动一场民族革命以复兴社会，消除会带来灾难的有害元素，他发展出一种家长式的个人崇拜。但他的年纪到了——美国大使把他描述为“一个虚弱、恐惧的老人，周围都是追逐私利的阴谋家”。

拉瓦尔领导的 维希政府内阁包括两个社会党人、一个激进党人和一个法国劳工总联盟的高级成员。激进社会党领导人爱德华·埃里奥，在吃过一顿蘸酸模酱的羊肉后，拒绝英国让他去伦敦的提议，要求内阁团结在元帅周围，“他的名字就让人激发无限的敬仰”，要“小心避免破坏他统治下的团结局面”。

这个国家当时的实际境况非常糟糕。除了让人士气低落的巨大溃败，据官方统计，难民人数高达万。内政部宣布，居民超过20万人的都市都将变成不设防城市。华盛顿和莫斯科承认贝当政府。在慕尼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见面筹划未来的计划，因为纳粹德国准备进攻英国。斯大林还和柏林保持同盟关系；苏军完全占领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在芝加哥，罗斯福承诺美国母亲们不会把他们的儿子送上遥远的战场。

奥弗涅曾出现稀有的反抗行动，一名军事指挥官命令他的士兵进行抵抗。国民议会的共产党员夏尔·蒂翁发表一份传单，宣布“法国人民将不会忍受奴役”。在沙特尔，厄尔–卢瓦省省长让·穆兰拒绝签署德国人递交给他的一份宣言，他试图割喉 ，以避免在酷刑下屈服。但是，在大多数地区，法国人接受了和平的代价。

用思想家勒内·吉卢安的话说，新政权的目标是成为“民族的、独裁的、等级制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府。在魏刚看来，“一个共济会会员掌控的、资本主义的和国际互惠的政府，导致我们现在的处境；法国再也不能重蹈覆辙”。任命制代替了选举制，大多数政府部门在技术专家手中运转，他们寻求通过工资和价格管制、整顿经济，建立互助组织取代工会，组织工业委员会支持大型公司向纳粹提供产品。

贝当和拉瓦尔是不登对的组合，领导维希政府

占领和通敌的代价

这些方案都没有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大部分产业混乱无序，大部分资源和最富裕的农业地区都在德国的控制之下。胜利者征用机械、材料、食物和家畜，包括70万匹马。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并入纳粹之后，年有63万人离开，后又有20万居民被驱逐。从里尔穿过尚帕涅到瑞士边境的一个区域，被指定为德国殖民地。由于没有农业工人，他们都被俘了，歉收又加重了。黑市猖獗，易货交易成为普遍现象。

根据停战协定，上缴占领军的费用占国家收入的55%。法郎贬值了20%，增加了占领的成本，这使胜利者能够以极低的价格买进。在战争年代，强迫劳动制度让60万年轻人在德国工作。法国将比利时的黄金储备委托给纳粹保管。英国封锁了海上港口，英军的袭击严重破坏了位于北非凯比尔港基地的海军舰队。维希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南半岛的统治地位。

由于家庭被赋予了准宗教的意义，妇女被视为家庭主妇，她们的责任是生育尽可能多的孩子。堕胎成为一项死罪，通奸被立法禁止，离婚变得更加困难，酗酒将遭到惩罚。为年轻人引入体育锻炼计划。

反犹措施迅速出台。尽管一些辩护者认为贝当试图缓和，但事实上，他加强了最初的立法。这部种族法律得到法国行动党的热烈欢迎，该党从教宗的谴责中解放出来，并对非法国出生的“外国佬”展开雷霆般的攻击。犹太人被排除在公务员系统和接受政府投资的企业之外。他们的财产被奸商攫取。一个集中营网络被建立起来，在恶劣和肮脏的条件下，关押着犹太人、外国人、吉卜赛人、政治犯和其他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一个委员会开始撤销自年以来对外国人的归化政策，其中主要是犹太人。年，维希政府成立一个处理犹太人问题的部门，领导人是臭名昭著的反犹议员泽维尔·瓦莱。但是，他对党卫军的态度过于温和，因此被更极端的路易·达奎尔·德·佩尔波瓦取代，后者将种族狂热与自我推销隐秘地结合在一起。

虽然没有进行纳粹式消灭精神病人的运动，但维希政权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于饥饿和怠忽。死亡数字仍然存在争议，有人估计这一数字高达万。在那些死亡的人中，有雕塑家卡米尔·克洛岱尔，他是罗丹的模特和情人；诗人保罗·克劳德尔的姐姐，她患有精神分裂症，三十年来一直被关在阿维尼翁外的收容所里。她的哥哥在她生命的 几天穿越了法国，但没有见到她，也没有参加葬礼。

元帅对共济会抱有深深的敌意，这是法国行动党的另一个目标。他们被禁止参加公共服务；一份共济会嫌疑会员名单上的数字是法国会堂人数的四倍。第三共和国的主要政客被逮捕，其中包括曼德尔、达拉第、布卢姆和雷诺，雷诺曾在汽车事故中受伤，他的情妇当场殒命——手提箱向前震飞，折断了她的脖子。有些人受到审判，指控他们在国防上拨款太少而导致失败，但是当达拉第和布卢姆证明其政府增加了军费开支，但是又被包括贝当和拉瓦尔在内的部长们削减时，诉讼撤销了。

在维希政府团结的背后，政治内讧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如拉瓦尔是通敌先锋，利用英国海军袭击米尔斯克比尔港，煽动反英情绪。他策划了一场驱逐贝当的阴谋，但自己反而被免职、逮捕，达尔朗上将接替了他的位置。达尔朗前往德国访问，向元首表达维希政府寻求合作的意愿。据丘吉尔描述，达尔朗上将“危险、尖刻……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坏蛋”，他遭遇反对， 是魏刚，因为他希望让纳粹使用法国在叙利亚的基地。当达尔朗从总司令的位置上下台时，拉瓦尔和德国大使密谋，于年4月回国。

重回权力舞台后，这个奥弗涅人在卢瓦河畔蒙图瓦尔的火车站，安排了贝当和纳粹的双边会议，确定法国两个地区的边界线，就像希特勒前往西班牙，试图说服佛朗哥在战争中参加德国这边一样。这位纳粹领导人帮助这位老兵爬上马车，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谈，其间，维希政府领导人称英国是法国战败的主要原因。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双方决定合作。

德国人将两个人握手的照片传遍世界，这让丘吉尔愤怒不已。贝当曾试图通过广播来减少损失，他坚称法国仍然是主权国家，但补充说，“在积极建设欧洲新秩序的框架下，我现在选择了合作的道路”。拉瓦尔说，他希望德国能赢得这场战争。

贝当于年10月与希特勒会面

尽管他和法国法西斯分子希望能在德国领导下的欧洲新秩序中扮演角色，并通过发动反共运动为自己辩护，但是希特勒没有这样的意向，他们成为自己幻想的囚徒，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落入绝望的背弃和虚无主义的牢笼中。“如果有可能，法国将会在集中营里藏身，行刑队会昼夜不停地工作。”政客马塞尔·德亚特写道，“新政权的诞生是用钳子和在痛苦中实现的。”

拉瓦尔执掌行政权力，魏刚被逮捕，并被转移到德国。尽管他希望法国能在纳粹餐桌上享有特权，但占领和合作的成本却在逐渐上升。年11月，希特勒对盟军入侵北非做出反应，派遣德军占领维希地区；意大利军队越过东南边境。贝当录制了一段广播，说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德国军队急忙赶到广播电台，把磁盘没收。只有一个维希指挥官拒绝接受占领——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他被逮捕并被判处十年徒刑。

皮埃尔·拉瓦尔与党卫军驻法 长官卡尔·奥伯格

该政权的支持率逐步下降，官员们警告说，人们普遍怀有不满情绪；但元帅继续吸引着大量民众，在搜集情报的国务部门有一个极具魅力的代言人，菲利普·埃里奥，一名居住在法国、亲维希政府的英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演讲和广播，“如此辛辣，如此刻薄，如此雄辩……他的言论热情、直率和有效果，以至于最激烈的敌人都不能否认”。但是，随着配给和管理不善的粮食供应加剧了短缺和不平等，肺结核和白喉的发病率上升，死亡率增加了50%，在最严重的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巴黎和北方发生了粮食骚乱。

每年支付给纳粹德国的费用相当于法国战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1%，占德国GDP的9%。法国年轻人被征召到德国的工厂工作，每三个战俘只有一个被遣返回家。大多数公司和德国合作。至年，法国工厂生产出价值亿法郎的武器。雷诺和雪铁龙每年提供3万辆汽车，法国在战争期间交付了架军用飞机。铁路车辆被运往德国，或被占领部队征用。尽管如此，被占领的巴黎仍维持着一种脆弱的 生活，占领者确保他们光顾的 餐厅有足够的食物和煤炭；军官们在丽兹酒店会享受九折优惠。一些 的艺人，如萨沙·吉特里经常光顾阿贝茨的大使馆，而编舞家塞尔日·利法尔在歌剧院接待德国高级军官。法国作家前去与戈培尔会面。

在纳粹德国， 演员、艺术家和音乐家都受到了款待。可可·香奈儿和阿列蒂在丽兹酒店住宿期间，与德国官员发生了关系。《晨报》（leMatin）老板举行招待晚宴，桌上的鲜花摆成纳粹十字记号的形状。 电影导演继续工作，拍摄一些伟大的电影，例如亨利·克卢佐的《乌鸦》，描写小城里一个写匿名信的人，还有马塞尔·卡尔内的历史巨作片《 的孩子》，但是大多数银幕人物更愿意在好莱坞度过战争岁月，让·迦本加入了自由法国运动，他曾两次在北非被授予荣誉勋章。

巴黎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发现维希政府过于保守，便直接与占领者合作。多里奥和德亚特发动政治运动，鼓动建立法国和欧洲的新秩序。尽管他们的队伍可能从未超过2万名成员，但两人通过电台和媒体接触到更广泛的公众。激进反犹出版物《我无处不在》的发行量达到30万册。拉瓦尔请求“一战”老兵约瑟夫·达尔南创建一支准军事部队，与德国合作维持秩序。达尔南曾宣誓效忠希特勒，并担任党卫军军官，到年，他拥有3.5万名士兵，其中许多是渴望避免去德国服劳役的年轻人。多里奥、德亚特和达尔南组织部队和纳粹德军并肩作战。年，一个团的人在莫斯科附近遭受重创，而另一个团在乌克兰与游击队作战。前共产党员保罗·马里翁率领法国 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并建立了一个党卫军的友好协会。

在被占领地区，针对犹太人的围捕行动开始于年5月。他们早前被禁止工作或频繁光顾公共场所，并在年被要求佩戴大卫之星——他们被指控有两张服装配给券。集中营被建立起来，包括巴黎郊区德朗西的中心地区，作为他们被送往东欧处死的中转站。年4月，在达基耶尔·德·佩拉普瓦和警察署总干事勒内·布斯凯以及盖世太保、党卫军的策划下，法国警方从他们首都的家中抓捕了名妇女、名儿童和名男子。在拉瓦尔的授权下，布斯凯命令连孩子也一同拘捕。大约名被拘留者被赶到了自行车比赛场，他们被关押了五天，在夏季炎热的天气里，那里只有一个水龙头，没有盥洗室，然后他们被转移到德朗西， 用法国火车运到奥斯维辛。拉瓦尔对摆脱这种社会“渣滓”的行动表示满意。德国人给予布斯凯更多的武器以装备警察，充实力量对抗抵抗运动。

当战争快要结束时，被驱逐的人数增加——在解放前的八个月里，共有1.4万名犹太人被处死。总共有8万名犹太人从法国被遣送到集中营，其中2.4万人拥有法国国籍，5.6万人是最近抵达的。只有3%的人活着回来了。

尽管死亡人数很高，但与比利时和荷兰相比，这一比例要低得多，历史学家雅克·塞姆林在年出版了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他将原因归结为一系列因素。厌恶德国人的法国人偷偷摸摸地帮助犹太人，特别是在纳粹进入自由区之后。一些天主教 在愤怒中发出抗议，领头者是图卢兹大主教萨利埃热，随后是他在马赛、里昂、蒙托邦、巴约讷和阿尔比的同道，他们通过讲道坛和教区书信谴责这种遣返。大约7%的法国犹太人逃到西班牙或瑞士。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主要的救助力量也许来自效忠于占领军的公务员和警察，他们越来越小心谨慎，同时持有三份文件——一份显示他们如何帮助德国人，一份记录他们如何服务维希政府，还有一份记录他们对抵抗运动的支持，前两份在诺曼底登陆日（D-Day）被销毁了。

年，法国战俘在德军的监视下行进

自由法国人

年6月18日，夏尔·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演讲，呼吁抵抗，但只有很少的人听到。据一名亲戚说，其中一位就是将军的母亲，她住在布列塔尼。这次广播差点流产。在他们见面的前一晚，丘吉尔曾告诉戴高乐他可以使用电台。但是哈利法克斯领导的外交部希望与贝当政府建立联系，并认为戴高乐的演讲“不合需求”。这激怒了爱德华·斯皮尔斯，他得到丘吉尔的授权，如果内阁中的大多数人愿意改变主意，他们的确如此，这个由他带到伦敦的法国人应该发表演说。

“已经一锤定音了吗？”戴高乐问道，“没有希望了吗？失败是最终的命运吗？不！”他实际上并没有说出“法国输掉了一场战役，但不是战争”的话，这是后来追加上去的，但这是他传达的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中，法国并不孤立。它拥有海外领地，可以和大英帝国结盟，并能借助“美国庞大的工业能力”。戴高乐缺乏合法性，他只担任过十二天的副部长，没有得到丘吉尔的全力支持，各样的不服从也冲击着他对纪律的信念，这名少有人知的战士自认为是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向伦敦宣布他已经接管了共和国，声称：“我，戴高乐将军，在英国履行国家职责。我邀请所有希望保持自由的法国人听从我，追随我。”英国政府并不确信他就是那个领导人，甚至连戴高乐自己也怀疑，他后来说自己是不是疯了，“把自己扔进水里，还不知道岸边在哪里……我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

但是，尽管他地位卑下，和所仰赖的盟友保持独立的希望也岌岌可危，更不用说他被维希法庭判处死刑，这位将军从一开始就坚持自己使命的特殊性质——拯救法国的荣誉，并确保是他而不是贝当代表这个国家。当被问及他们所做事情的合法性时，他简单地回答道：“我们是法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要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他主张和英国保持独立，这让他一直被视为法国的敌人，但他倚赖于此，这是最基本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维希政府越来越成为德国的臣属。和拉瓦尔努力讨好纳粹不同，将军视不妥协是他自由使用的武器——“他必须对英国人无礼，以证明他不是一个英国傀儡”，丘吉尔说。他当然坚定不移地执行这项政策。

尽管他们不断争吵，以至于丘吉尔说想砍掉他的头，对戴高乐“厌烦至极”，但是英国承认他是“所有自由法国人的 ，无论他们处在什么情况，他们都和他一起支持同盟事业”。丘吉尔告诉他，“你孤立无援，那又怎样？我只认可你。”但是，开始的时候很棘手。虽然戴高乐不知情，但英国通过驻马德里的大使馆和维希政府保持联系，丘吉尔曾短暂接触过一名来自通敌政府的特使。在伦敦，大多数法国知名人物都避开了这位将军，其中包括作家安德烈·莫鲁瓦，以及法英联合计划的支持者、科尔班大使和让·莫内。在疏散到伦敦的名法国士兵中，戴高乐成立的委员会只吸引到其中的十分之一，另外还有一些医务人员、水手和名飞行员。

他离开法国三周后，英国向戴高乐发出了重大挑战，英军袭击了停泊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城外米尔斯克比尔港基地的法军舰队，以阻止其落入德国或意大利之手，击沉或严重毁损三艘大型舰艇，船上的名官兵丧生。最开始，戴高乐在私下里大发雷霆，但后来认识到袭击不可避免。在接受BBC采访时，他说所有的法国人都感到悲伤和愤怒，但这些船只沉没要比被敌人使用更好，因为“没有一个法国人能否认，英国被击败将会导致他的国家永远被奴役”。丘吉尔称，“他表现出高风亮节”。

那年夏天，两位 人物加入他的委员会。中南半岛总督乔治·卡特鲁将军，在被维希政府革职后搬到伦敦；还有海军中将埃米尔·米瑟利耶，他通过直布罗陀海峡逃离法国，还带着一些海军船只，旗帜上还印着源自拜占庭十字的洛林十字，这成为自由法国的标志。一些英国人认为叼着烟斗的卡特鲁是能与戴高乐比肩的人物，但是他从未挑战过戴高乐的领导地位。米瑟利耶则是另一种态度，他总是轻视戴高乐，利用英国海军部的支持发起挑战，但在年失败。戴高乐派遣他的卫队逮捕这名上将，向英国人指责他“年老体衰，沉溺毒品，道德败坏”。英国不再支持米瑟利耶，戴高乐将他列入退休名单。

在英国的抵抗组织被称为自由法国，拥有名成员，当英国人同意支付其在欧洲的人事部门的费用，并基于国库提供担保资金——戴高乐的主要收入来自私人捐赠，主要是法国支持者，例如在英国的卡地亚公司总裁，他捐赠自己的汽车给将军使用，有时充当他的司机。戴高乐把总部搬进圣詹姆斯公园附近堂皇的卡尔顿府邸，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从法国乘船来到伦敦。这个家庭最初在肯特郡的一所房子里安顿下来，然后搬到什罗普郡。在米德尔赛克斯租住房子， 在伦敦北部汉普斯特德的一栋大房子里安顿下来之前，戴高乐一直住在伦敦的康诺特酒店。

流亡的法国社区在圣詹姆斯的俱乐部里蓬勃发展。他们得到皇室的支持；伊丽莎白女王特别热情，用法语向法国妇女发布广播。将军利用英国广播公司起到巨大作用，报道法国大事以及流亡的主要人物的娱乐消息。维希的数据显示，到年，听众人数增加到数百万。

早期最重要的成功来自西非，在那里，备受尊敬的乍得黑人总督费利克斯·埃布埃表示支持自由法国，两名早期应募者菲利普·勒克莱尔上校和埃捷·德·布瓦朗贝尔少校，领导二十名志愿者占领了殖民地喀麦隆。维希的法属刚果总督被取代，自由法国的代表控制了乌班吉沙里（后来的中非共和国）

如果情况属实，这并没有阻止与盟国的一些严重冲突，戴高乐在进攻叙利亚维希军队的联合行动中取得成功，追求自由法国的利益。他飞到该地区，与英国军方和文职官员发生反复重复的冲突——爱德华·斯皮尔斯曾被派往中东地区，拒绝满足将军的需求，即法国应该单独决定叙利亚的政治未来，他创造了这样的词，不列颠十字应该服从洛林十字。但是，戴高乐声明的法国在黎凡特的权利得到承认；自由法国得到维希政府的军事装备，并招募0人。

奥金莱克将军是英国中东地区的总司令，他认为“治安官疯了，着迷于个人野心”。戴高乐接受一位美国记者的采访，他谈到柏林和伦敦之间有一种含蓄的安排，双方都利用维希并维持其存在，丘吉尔气炸了。“不许任何人见戴高乐将军。”他命令道。媒体被告知不要报道他返回英国的消息，自由法国的领导人要求在BBC发布广播的请求也被拒绝。戴高乐试图找借口逃避，说他的话被曲解了，首相同意会谈，但他一开始就言辞激烈，以至于翻译都跑出了房间，但是会面结束后，双方又神态亲切地坐在一起，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用法语聊天。

年底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将军宣布，“战争结束了，从现在开始就知道结果。在这场工业战争中，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他评论说，现在重要的是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他担心德国战败后，美国和苏联之间将会爆发一场大战，如果美国没有及时做好准备，它将面临失败的危险。戴高乐认识到，丘吉尔的首要任务是维护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他预测说：“从现在起，如果没有罗斯福的同意，英国将什么也不做。”正如首相在诺曼底登陆前夕告诉他的那样，“每次我不得不在你和罗斯福之间做出抉择时，我都会选择罗斯福”。

这给戴高乐带来了一个难题，因为罗斯福认为这个法国人是一个潜在的军事独裁者，于是与维希政府保持联系。总统和他的亲密顾问（以及斯大林）都认为，年，法国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已经破产了，这与戴高乐的结论相差不远，但他们相信华盛顿有权力决定战后的格局。罗斯福设想美国对法国进行军事统治，并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叫作瓦隆尼亚，由讲法语的比利时、卢森堡和将军的出生地弗兰德斯组成。戴高乐主张独立而不是寻求对华盛顿的安抚，使事情恶化。

年的圣诞节前夜，在珍珠港事件后的17天，一支由自由法国的舰队和海军陆战队组成的小型舰队，占领了加拿大附近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尽管丘吉尔和加拿大人都批准了这次行动，但美国国务院却义愤填膺；它刚刚与维希政府达成协议，要维持西半球所有法国领地的现状。美国国务卿科戴尔·赫尔谴责这次“专断行动”，意指那些“所谓的自由法国人”。一项快速民意调查显示，90%的居民支持他的运动，戴高乐因此回答说，这一行动是为了“重建法国的独立和伟大，这是世界平衡的必要手段”。但是，赫尔和华盛顿的法国反戴高乐流亡人士，却把戴高乐主义者排除在了建立联合国的协议之外，该协议不久之后在华盛顿由26个国家签署。将军说，“这是多么奇怪，因为美国一介入战争，自由法国就被排除在同盟之外，尽管他们正在努力奋战”。

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命运起起伏伏。在乍得以北英里，勒克莱尔领导的一支军队攻占了意大利控制的利比亚库夫拉绿洲，戴高乐称赞这是“迈向胜利的 步”。年5月和6月，自由法国军队在比尔哈凯姆的沙漠中阻击轴心国军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为了发展与莫斯科的关系，将军派使者前去苏联，他也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其访问英国时。他派遣法国飞行员到东部前线，在那里他们驾驶苏联的雅克战斗机出动余次，并声称击落了架德国飞机。但斯大林对自由法国的看法很低，认为他们的国家必须为年的崩溃付出代价。

年5月，英国人在未通知戴高乐的情况下，对马达加斯加的法国领地发动了一场军事行动，这引发了戴高乐和英国的新矛盾。英国还试图与当地的维希当局谈判，这使事态变得更糟。将军威胁说要解散他领导的运动，并建议其成员加入加拿大军队。就像所有的争吵一样，它冷静下来，但法国与英国在黎凡特的紧张关系加剧，因为双方都在争夺影响力，丘吉尔咆哮说，戴高乐没有与德国开战，而是与英国作战，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帮助我们的意愿”。

有组织地抵抗

在占领的 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给反法西斯的主要政党——共产党穿上了紧身衣。虽然法共中央委员夏尔·蒂翁主张立即抵抗，但法共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逃离军队，前往莫斯科，谴责法国对波兰的支持是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者”的援助。该党敦促法国与德国友好交往，并谴责破坏工业的行为。

相比之下，跨越政治光谱的地下网络开始出现。其中 个组织由巴黎人类博物馆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者建立，但是该组织在年2月被查获，其大多数成员被处决。南方解放组织建立于年7月，主要成员是阿斯蒂埃·德·拉·维热里支持的社会党人，他是一名贵族，刚开始时是一名反犹的君主主义者，但现在希望和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工团分子合作。社会党人克里斯蒂安·比诺建立起北方解放组织，和阿斯蒂埃的组织有联系。另外一个反共团体——战斗派，由亨利·弗雷内成立于里昂，他是一名对维希政府感到幻灭的前官员；其同名报纸由阿尔贝·加缪主编。同样位于里昂的狙击团从极左派和极右派中招收成员，因为法国中部的这座城市成为日益壮大的游击队组织“黑影军团”的重点活动地区。火十字团的拉罗克起初同情维希政府，但后来在年成立抵抗组织，并和英国合作，直到他被遣送到德国。

其他团体则由巴黎大学和希望看到英国胜利的实业家们创立。蒂翁成为全国性的自由射击团的 ，而另一位共产党员奥古斯特·勒克尔在年夏初，组织法国北部的十多万名矿工发动罢工，抗议工资停滞不前，工作时间长，食品价格上涨及短缺；这一行动在10天后被占领军镇压，人被逮捕，人被驱逐到德国。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抵抗组织，例如由在拉丁美洲的民族学家雅克·苏斯戴尔和在埃及的学者乔治·戈尔斯创立的。

年夏末，自由法国人首次向海峡对岸派出三名特工。他们由吉尔伯特·雷诺领导，一名前法国行动党同情者和不成功的电影制片人，他化名雷米，在法国西部的港口官员、商船船长和火车站站长中建立情报网络，发送了有关德国军队和物资调动的信息，以指引英国的空中和海上袭击。英国人经常与伦敦的自由法国情报机构发生冲突，他们在法国拥有自己的网络，名为“同盟”，由前极右翼组织帽衫党成员乔治·卢斯托诺·拉科运作。他被捕并被送往集中营（ 幸存下来）后，该情报组织由玛丽·玛德琳·梅里克领导，她是 担任该职位的女性。“同盟”中共有名成员被处决，人被驱逐到德国。

年6月，希特勒袭击苏联，莫斯科命令法共加入抵抗运动，该党的国民阵线成为 的抵抗组织，采用统一战线的政策来吸引其他组织。他们开始行刺占领军，打了就跑，这带来了野蛮的报复；戴高乐告诫不要暗杀，因为占领军很容易以屠杀法国战士作为报复。他的建议没有得到注意。

马基团的名字取自法国东南的灌木丛林，地下游击队组织袭击铁路网络，破坏敌人的交通。在至年间，抵抗军袭击了几家工厂和一座大型发电厂，以及格勒诺布尔的德国炮兵仓库。他们袭击通敌分子，并发动突袭来解救被俘虏的战士。宣扬抵抗运动的报纸纷纷涌现，它们一般包括四页小版面，小的每次发行量超过份， 的每次发行量超过10万份，有一份报纸的发行量在年达到45万份。伦敦广播中的一首歌《朋友，你可听到？》，被改编成战斗歌曲《游击队之歌》。在巴黎，一群年轻的爵士乐狂热分子组成“扎族”（Zazous），他们为了回应把黄星强加给犹太人，也在跳摇摆舞时佩戴类似的标识——在爵士乐队和舞厅在年被禁之前，巴黎广播电台播放他们的音乐数量急剧增加。

对于早期的抵抗者来说，戴高乐是一个遥远的无线电声音。“我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迈出了 步。”社会党人克里斯蒂安·比诺回忆道，“他不是住在祖国领土上，也没有分担我们的危险。”当前地方长官让·穆兰在年9月通过葡萄牙抵达伦敦时，这一情况发生改变，他说戴高乐是三处抵抗运动的代表。事实上，虽然他与地下组织有一些联系，但他不能代表任何人。但穆兰是罕见的从法国政府高级官员而来的新加入者，而且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人才，他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但认为戴高乐是必要的号召人物。因此，他空降到普罗旺斯，在戴高乐的旗帜下整合抵抗运动，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是退休长官，另一方面也是秘密军团的组织者。

一名抵抗军士兵与一名美军士兵

亨利·弗雷内和阿斯蒂埃·德·拉·维热里对前长官的权威表示不满，并前往伦敦进行抗议。戴高乐简单地告诉他们：“我下达的命令。”他的领导被接受了。阿斯蒂埃认为他是一个“象征人物”。“我们大多数人都准备承认他的权威，”比诺回忆道，“因为我们需要一面旗帜，如果不是向导的话。”

抵抗组织同意在全国抵抗委员会（ConseilNationaldelaRésis-tance,CNR）的宽泛架构下联合起来，“和领导战斗的戴高乐一起行动，争取国家解放和把决定权还给法国人民”。穆兰负总责。为了组织战场上的武装分子，年曾率领坦克攻击德国的将军夏尔·德莱斯特兰，加入了弗雷内的组织，被任命为秘密军团的负责人。尽管杰出的社会党人皮埃尔·布罗索莱特认为应该组织左翼联盟来领导抵抗运动，以取代第三共和国的政党，但戴高乐更倾向于穆兰所采用的更广泛的同盟路线。

“最难搞的盟友”

年11月8日，艘盟军船只，装载10万名士兵，在维希控制的北非地区登陆，这次“火炬行动”事先没有通知戴高乐，从而使这位公认的法国抵抗运动的 深感震惊。罗斯福否决了丘吉尔的建议，后者认为戴高乐应该被告知这次由美国领导的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认为戴高乐分子的参与会使维希指挥官们的在战场上的抵抗更加顽强，但这种排他方式主要源于总统对这位将军的厌恶。当一名助手告诉戴高乐这个消息时，他勃然大怒。“我希望维希政府军把他们赶进大海里去，”他喊道，“没有一个人能闯入法国。”但是，就像面对过去的米尔斯克比尔海港事件一样，他平静下来，在BBC发表广播讲话，他说盟军对北非没有领土要求，呼吁维希军队和他们联合起来。

这次登陆激怒了希特勒，他命令德军进入占领区，进一步把维希削弱成傀儡政府。占领费用由每天的3亿法郎提高到5亿法郎。德军没收从农机到艺术作品的各种资产。德国人还向土伦港派遣军队，控制停泊在那里的法军舰队。拉瓦尔命令港口指挥官不要抵抗。但是，年达尔朗曾下达命令，如果船只受到威胁，法军就会炸毁它们。

华盛顿政府在北非面临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如何选择法国合作伙伴。他们去找亨利·吉罗将军，一个英俊挺直的六十三岁老人，他用妻子藏在食物罐头里的金属丝固定绳子，然后顺着滑下，从一个被囚的德国城堡中逃脱。他带着假证件活动，在维希见到贝当，美国人在那里和他取得联系，然后他被安全带到直布罗陀，在那里接受美国的委任。但是，他被新赞助人叫作“国王别针”，缺乏非军事能力，瞧不起政治，也不擅长管理和组织。美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表示，他想找一个“想要成为大人物，带着明亮耀眼的光芒，以及被称赞为法国救星”的人，但结果却是“对我们的期望造成了可怕的打击”。

美国人遭遇了忠于元帅的军队的顽强抵抗，他们转向了更有权力的海军上将达尔朗，他被拉瓦尔排挤到一边，对他们的道路更有兴趣。达尔朗正在阿尔及尔看望自己得了小儿麻痹症的儿子。盟友们准备与如此高级别的维希政府成员合作，使抵抗运动感到沮丧。戴高乐向白宫抗议，但没有得到答复。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对此持批评态度，但丘吉尔以团结盟军的名义继续推进。

艾森豪威尔与达尔朗达成协议，在维希军队遭受人的伤亡（与盟军的损失相当）后停止战斗。这位海军上将成为法国“帝国联邦”的高级专员，并恢复他在维希实施的镇压政策——在一种氛围中骚扰自由法国的支持者和犹太人，艾森豪威尔认为其特征是，充斥着“小规模的阴谋，自私自负的蠕虫，他们自称为男人”。美国国务院警告罗斯福，如果在美国军队解放的 块主要领地上成立“半法西斯”政府，会掀起一场抗议风暴。

当一名年轻的法国保皇党人，费尔南德·博尼耶·德·拉沙佩勒在达尔朗的办公室开枪击中他的胃部——他两个小时后死去时，这一插曲就突然终止了。刺客迅速启动行动并开枪。这次暗杀和法国战斗组织并无直接联系，但是一些戴高乐的特使带到阿尔及尔的美元，在刺客的身上被找到，将军在与艾登的一次谈话中提到达尔朗的死亡，并表示赞许；他称这次行刺是处决。

吉罗被留任负责法国部分，但他和美国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前维希内政部长莫里斯·佩鲁东曾判处戴高乐死刑，他被任命负责民政事务。粮食形势恶化，恶劣的天气阻碍了东部沿海的进军。戴高乐认为吉罗表现出了“极端的政治笨拙”。

这位法国领导人不需要等待很长时间，就有机会涉入北非事务，并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行动基地。年1月中旬，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安法郊区会面，回顾战争进程，计划登陆意大利，试图使两名法国将军团结起来。利比亚的勒克莱尔纵队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功，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东非地区的吉布提，以及马拉加斯加岛和留尼汪岛，戴高乐受到鼓舞，开始时他并不配合，直到丘吉尔威胁说，如果他不飞往卡萨布兰卡，英国将不得不“审查”其态度，并“努力在没有你的情况下继续推进”。

年1月14日，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自由法国的将军亨利·吉罗和夏尔·戴高乐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面前握手后坐下

治安官从到达的那一刻起，就有麻烦了。他看到自己的汽车窗户上满是泥巴，以为主办方想要把他和当地人民隔离起来，而不知道这是出于安全原因，罗斯福也是如此。在法国的土地上，全副武装的美军无处不在，这激怒了他。在与吉罗共进午餐时，他拒绝坐在桌前，直到法国士兵取代了美国哨兵。

这就是美国人对戴高乐的不信任，当他 次与罗斯福会晤时，秘密的武装服务人员就被安排在窗帘后面。总统用法语指出，法国各个集团都不能声称自己是 合法的；例如，戴高乐从来没有当选过。对此，这位将军回应说，圣女贞德从采取行动和从未失去希望中获得了合法性。罗斯福并没有收敛锋芒，他将法国比作“一个不能当心和照顾自己的小孩”。戴高乐对一名助手说，他遇到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我想我们彼此了解得很清楚了”。但是，罗斯福的儿子艾略特说，他的父亲认为戴高乐决心在法国建立独裁政府，并说，“没有人能让我失去信心”——他还散布了一个故事，戴高乐把自己比作圣女贞德、克里孟梭和其他伟大的历史人物。

这个法国人又一次与丘吉尔进行激烈的交锋。然而，当这位法国战斗组织的领导人从他的别墅里走开时，首相表现出了对他的敬佩，告诉他的医生：“他的国家已经放弃战斗了，他自己是一个难民，如果我们拒绝他，他就完蛋了。但你看看他！看他！他可能成为斯大林，手下有个师听命。他也许是战争的 幸存者。”

为了向媒体展示这两位将军之间的相互理解，罗斯福说服戴高乐在他别墅外的草坪上与吉罗握手。但是，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治安官”全面战胜了他的对手，在阿尔及尔建立了一个新的总部，并掌控了法国与维希及德国之间的斗争。年5月，当离开伦敦前往北非时，他与艾登会面——丘吉尔在华盛顿。外交大臣用友好的语气告诉他，他是最难搞的盟友。“我从不怀疑，”戴高乐笑着回答，“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夏尔·戴高乐拒绝接受失败，年8月，他胜利回师，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

为和平而准备

考虑到战后事务，戴高乐通过在阿尔及尔建立一个国家委员会，开始将他的运动重点从反维希、反德国转变为建立核心政府。这些参加抵抗政府的人物包括勒内·普莱文，他负责经济和财政以及殖民地事务；安德烈·迪耶特尔姆，曼德尔的前参谋总长；还有早期的戴高乐分子雅克·苏斯戴尔、亨利·弗雷内、伊曼纽尔·阿斯蒂埃和皮埃尔·孟戴斯·法朗士，他是人民阵线的财政副部长，从维希的拘留中逃出来。另一位前部长激进社会党人亨利·克耶，主持部际委员会，利用旧体制下的政治技巧来消除分歧。

尽管仍与将军保持着距离，但让·莫内还是和他团结起来，寻求从美国人那里获得补给。戴高乐也获得了一位杰出军人——拉特尔·德·塔西尼——的支持，他在年因反对德国占领维希统治区而被捕入狱，但是利用一把走私到囚室的锯锯断窗闩，翻越两堵墙逃了出来。柯尼希将军是比尔哈凯姆战役的胜利者，他负责指挥法国内政部队（theForcesFran?aisesdelIntérieur,FFI），而法国的军事事务被委派给二十九岁的雅克·戴尔马，随后，他把自己在抵抗运动时的假名“沙邦”放到自己的真名里去。戴高乐的家人也来了，将军和他的妻子一直担心他们女儿安妮的情况。

当吉罗的对手成为国家委员会 的主席时，他彻底失败了。他承认：“我让自己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被打败了。在政治层面上，我的无能、笨拙和软弱令人难以置信。”英国驻北非代表哈罗德·麦克米伦认为：“在政治的整个历史中，从来没有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么大的资本挥霍掉。”

他们成立了一个临时协商会议，其中包括52名抵抗运动的代表、20名旧议会议员和12名殖民帝国的普通委员。戴高乐改组了政府，接纳了6名非共产党的代表、5名抵抗人士和5名官员和将军，包括莫内和卡特鲁将军。17名“秘书长”负责管理行政、区域委员会和他们手下的行政长官。

尽管戴高乐拒绝让共产党人选择他们应该出任的职位，并禁止多列士访问北非，但这个“虚拟共和国”的激进倾向是显而易见的。由国家委员会起草的《宪章》规定，“驱逐掌控法国经济的资本大鳄和金融封建势力”。解放后，将施行 工资、全面社会保障、大公司国有化、工人参与管理，以及提高殖民地居民的权利等举措。

一份阿尔及尔的官方声明称，那些遵守维希命令的公务员们都犯有“应受惩罚的奴性”。一个例子是维希的前内政部长皮埃尔·皮舍，他前往北非，认为得到了吉罗的安全通行保证，希望参加对抗轴心国的军队。共产党人在追捕他，因为他涉嫌在年的大规模处决中，将人质（主要是他们的党员）移交给德国人。在一次摆摆样子的审判之后，他被枪杀了。

在整个地中海地区，人们对盟军胜利的期望越来越高，而德国强迫劳动服务的不受欢迎也增强了抵抗力量。根据英国的估计，游击队现在已经达到15万人，尽管只有3.5万名正式武装人员。游击队团加速了他们的“立即行动”，不断破坏铁路沿线，还有法国中央高原、利穆赞、布列塔尼、洛特省、安省和萨凡省的据点。

盖世太保抓住了德莱斯特兰将军——他被囚禁在德国的集中营里，且被处死——随后逮捕了穆兰，他死于酷刑之下；他被出卖还是被德国密探抓获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社会党抵抗运动 皮埃尔·布罗索莱特也被拘留，他从巴黎盖世太保大楼的高窗户上跳下身亡。虽然面临这些挫折，穆兰的一个亲密伙伴乔治·比多——他是一名基督教民主党记者——继续推动反抗运动。

当德军从意大利撤退时，盟军占领科西嘉岛，德国人准备进行跨海峡登陆，六边形法国国土上的战斗日益激烈。一名抵抗运动的 菲利普·维亚内发表了一篇文章，称“有必要杀死”所有德国人，帮助占领军的法国人，以及参与逮捕爱国者的警察。贝当的想法很直截了当：他访问里昂，当走在欢迎游行队伍前面时，他问道：“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他派使者去阿尔及尔，提议与戴高乐在凯旋门会面，以移交他的权力。他还提出要把自己交在英国人的手中。他发出的这两种信号都没有得到回应。

年9月底，维希的一个反拉瓦尔组织公布了一项计划，如果元帅死亡或下台，摄政委员会将接管政府。一个月后，贝当试图摆脱这个奥弗涅人，但遭遇失败，结果被置于更严格的德国监管之下。约瑟夫·达尔男是维希准军事组织警察民兵（theMilice）的领导人，被任命为秘书长。抵抗运动成员受到简易法庭的审判，或者干脆就被枪毙了。德国特种部队大规模枪杀人质。在萨伏依的格列勒斯高原上，一个重要的阿尔卑斯山基地遭到了维希部队、德国军队和飞机的袭击；个马基团成员被杀，一些被抓获并遭到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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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国史：从革命到反恐战争》

乔纳森·芬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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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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