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是没有好电影！
我们常说中国电影有三座高峰，分别是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张艺谋的《活着》。
三座高峰
这三部电影有几处共同点：①都是在年左右上映②都是由原著小说改编而成③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文革时期中国老百姓的生活④都禁止公映。
相比于李碧华的《霸王别姬》和王朔的《动物凶猛》，余华的这部《活着》在文学界名气更大一些，直到现在仍然活跃在畅销榜单。《活着》曾荣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德国媒体更是赞誉余华为中国的狄更斯。
年，在《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影片取得不俗的成绩后，张艺谋有了个“想向过去的自己挑战”的愿望。很快他便相中了余华的《河边的错误》，试图翻拍成电影。因为想全面了解他，张艺谋要求看余华所有的作品，余华就给了张艺谋《活着》的清样。看完了这篇小说后，张艺谋二话不说就决定改把《活着》搬上荧屏，为此他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和剧组主创人员讨论故事、人物、影片结构和语言。
张艺谋与巩俐
年《活着》拍摄期间
《活着》虽在国内未通过审查，但其一经问世即获得第47届戛纳金棕榈奖提名，并斩获评审团大奖。张艺谋本人也凭借此片荣获天主教人道精神奖。
张艺谋
张艺谋身为中国第五代导演，最善于复刻民族记忆。《活着》反映了中国自内战到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社会大背景，以男主福贵的一生反映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电影镜头简单质朴，却又不乏镜头语言的运用，被大众影评人推崇为“张艺谋最好的作品”。
影片中展现出的一代中国底层老百姓，就像蝼蚁一般微不足道，但总是能反过来绽放出伟大的生命光芒：虽然他们在拼尽全力地活着，可是却又显得如此可笑和悲凉。即使他们如此可笑可叹，可依旧在拼尽全力地继续活着...
电影《活着》始终在传达中国人身上那种默默承受的韧性和顽强求生存的精神。同时体现出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和时代的荒谬感。
可以说，任何有家国情怀的人，看了《活着》，脸上都是会挂泪的。
然而，电影里的“活着”比小说要轻松多了。张艺谋翻拍电影时觉得原著实在太惨了，于是对余华说：“原作里的一些情节要改动，审查才能通过。”相比余华的原著小说，电影《活着》则有种入世的味道，更真实而亲切。
还是说说余华的原著吧。
影片的结尾是在富贵、家珍、二喜和馒头一家四口吃饭中结束的，这算得上比较美满的结局了。
而在原著中，富贵的一家老小，包括爹、娘、媳妇家珍、女儿凤霞、儿子有庆、女婿二喜、外孙苦根（馒头）全部死去，甚至和富贵打过交道的地主龙二、战友老全和春生也都死了，最后只剩一个老头牵着牛孤零零地活着。
家珍在女儿难产死后三个月就去世了、万二喜是被水泥板砸成了肉泥、苦根（馒头）是吃豆子噎死的。这些情节的确太过残酷，难怪张艺谋会忍不住修改。
《活着》拍摄现场
小说和电影情节不同的地方：
小说中的富贵一家应该在今江西附近，因为他被国民党抓壮丁时有一句是“渡过长江，抵达安徽”。而电影中没有交代故事地点，从葛大爷的口音和街景，我们很容易误认成北方小镇。
电影整个背景从偏僻愚昧与世隔绝的小村改成了张艺谋更熟悉也更方便表现的城镇，所以小说中表现的城乡冲突被大幅弱化了。
小说中福贵的父亲在福贵输光家产后自我反省、重于自责，电影里则是直接气死。这样就使电影更紧凑了，但是人物形象塑造的丰富程度就减弱了。
小说里的福贵不学无术，破产后只能种田为生，并没有“富贵靠皮影戏吃饭”的情节，这完全是张艺谋和编剧芦苇自己加上的，不过加的很出彩。
电影中的福贵只赌不嫖，没有家暴，强化了夫妻感情。
电影去除了福贵和丈人之间的矛盾这一条线。
电影中的春生综合了春生和长根两个角色形象，直接删掉了长根这个角色。小说中的春生最终不堪受辱选择了上吊自杀，而电影并没交代春生的死。
小说中县长夫人难产大出血，学校组织献血，有庆是因为抽血被活活抽死的。这么一比较，电影中因为春生开车撞塌墙砸死了有庆的情节更真实一些，但也少了原著中荒诞的意味。
电影中三年自然灾害的一段被完全省略了。
小说中万二喜是个偏头，而电影中是个瘸子。因为瘸子形象更方便演员塑造。
电影中“从牛棚里找来大夫却被馒头撑得不省人事”的情节完全是张加上的，小说里只交代了凤霞的难产。这也是电影改编的极为出彩的一处。
小说有一个双重叙事结构，叙事者是在听一个老人的回忆。而在张艺谋的电影当中，这个双重叙事结构被取消。
小说的“活着”真的是逆来顺受、无奈而艰难地活着，基调沉重又阴暗。电影显然不能这么拍，电影“活着”的主旨是继续顽强地生存。
电影已经比小说要阳光多了！
我认为《活着》这部电影绝不可和原著分开来解读。所以这期我把更多笔墨放在了原著上，我们从小说中更能看到中国近现代的大时代背景和政治变革。
首先是内战。这里描写战争的残酷我就不赘述了。余华还是将国共两军进行对比，突显了国军长官的麻木不仁和解放军为人民服务、优待俘虏的事实。
土改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针对对象是地主。主要内容是把地主的土地没收再分给农民。小说及电影中龙二不愿意配合土改运动还大放厥词，最终落了个被枪毙的下场，这把原本是地主阶级的富贵吓到尿裤子。
人民公社
我们在初中历史课上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有一定的了解，即大炼钢铁和大办食堂。小说中对这二者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谁知没多少日子，连家里的锅都归了人民公社，说是要煮钢铁。那天队长带着几个人挨家挨户来砸锅，到了我家笑嘻嘻地对我说：
‘富贵，是你自己拿出来，还是我们进去砸？’”
——余华《活着》
三年自然灾害
有些年轻人从父母或爷爷奶奶口中还能听到闹饥荒的事。小说中重点表现了饥荒时期的众生相：
“没出三个月，那四十斤米全吃光了。要不是家珍算计着过日子，掺和着吃些南瓜叶、树皮什么的，这些米不够我们吃半个月。那时候村里谁家都没有粮食了，野菜也挖光了，有些人家开始刨树根吃了。村里人越来越少，每天都有拿个碗外出要饭的人。
看着外出要饭的人，队长对他们说：‘你们别走了，城里人也没吃的。’
有庆正在长身体，没有粮食吃，人瘦得像根竹杆。有庆跟在后面，老是对家珍说：
‘娘，我饿得走不动了。’
家珍只好对他说：‘有庆，你去池塘边和几口水填填肚子吧。’”
——余华《活着》
“村里人也都有一两个月没吃上米了，我们关上门，烟囱往外呼呼冒烟，他们全看到了。
队长一进屋鼻子就一抖一抖了，关上门也不先和我们套套近乎，一下子就把脸凑过来说：‘富贵，家珍，有好吃的分我一口。’
眼下他求上我们了，总不能不答应。家珍从胸口拿出小袋子，抓了一小把给队长说：‘队长，就这么多了，你拿回去熬一锅米汤吧。’
队长连声说：‘够了，够了！’然后双手攥住口袋嘿嘿笑着走了。队长一走，家珍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她是心疼那把米。”
——余华《活着》
文革
这不必多说，十年文革，倒行逆施，小说中有一段是这么描写的：
“城里来了一队红卫兵，领头的是个女的，来到我们跟前，朝我们喊道：
‘你们这里地主是谁？’
我腿都哆嗦了，好在队长说：‘地主解放时就给毙掉了。’
‘有没有富农？’
队长回：‘富农有一个，前年归西了。’
她看看队长，对我们大伙喊：‘那走资派有没有？’
队长陪着笑脸说：‘小地方，哪有走资派？’
她的手突然一伸，都快指到队长鼻子上了：‘你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队长吓坏了，连连摆手说：‘不是不是，我没走。’
那个女的朝几个红卫兵挥挥手：
‘把他押走。’”
——余华《活着》
上述这些历史中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很多年轻人或多或少还能有所耳闻，但越是往后，知道的也就越少。若干年之后当这些历史不再被人提及，就会像一缕烟消失得一干二净。
以史为鉴，历史是最好的镜子。
读完《活着》，你就能明白“哀民生之多艰”的道理。无论是上到领导者、下到底层百姓，都是很不容易的。百姓要拼命地去活着，领导者更要考虑全国老百姓活着的问题，可以说是身肩重任。读《活着》，我们并不是要纠结以前出过多少差错，而是能从中反思总结，寻求更完善的治理之道。记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几句话：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此外，余华也在《活着》中传达出另一种思想，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活着》的原著是这么结束的：
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她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道：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