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大莫过于心死,
心死莫过于一笑。
……
“严歌苓”
她的作品能让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疯抢,
她本人能让美国国务院高官劳伦斯迷恋到辞职,
从舞者到战地记者,
从女作家到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的评委,
她有太多光环,
却又始终人淡如菊,不急不徐。
她是华裔当红女作家——严歌苓。
如果要找一个词,
精准地形容严歌苓,
那必然是“自律”。
这份自律从小时候开始,
贯穿了她整个人生,
为她打造出了一份独一无二的“高级感”。
年,严歌苓亲眼目睹了演员严凤英的死。
文革开始后,被打成特务的严凤英,
吞了一百粒安眠药自杀。
小孩子们纷纷跑去观望,
看着“一个很高很细长的人抽筋抽成了很短”。
严凤英的丈夫王冠亚哀求旁人救救妻子,
得到的却是造反派忿忿的回应:
“不救她,一定要让她先坦白”。
严凤英死了,却又活成了严歌苓心里的一块阴影。
而严歌苓没有看到离开后,
发生更恐怖的事情——
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开始,
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
把内脏拉出来,剖开,
找所谓的“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
最后一无所获。
那一年,严歌苓九岁。
那些年,世道很乱,风声很紧,人心惶惶。
不知道算幸运还是不幸,
严歌苓的父母在她小时候就离婚了。
继母俞平是一位舞蹈家,
在她的影响下,
12岁的严歌苓考入成都军区,
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
年,12岁的严歌苓参军入伍,
跳舞跳了整整八年。
有人说是跳舞耽搁了严歌苓的写作人生,
可是严歌苓自己却说:
“那段生活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它左右着我一生的走向。”
年,严歌苓做出了一个惊人胆大的决定
主动请缨担任战地记者,
第一时间赶赴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
那时的她只有21岁,坚强干练,
在帮助前线的战士疗伤之余,
她更多的把注意力给了战场上的“人”。
炮火纷飞,血流成河,
死亡的气息像被捅了窝的马蜂一样四下散开,
积极采访伤员的严歌苓渐渐发现,
舞蹈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情绪,
“原来在一个舞者的身体里
还休眠着一个作家的人格”。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积攒的阅历就像一颗种子,
在严歌苓的脑海里生根,
随着积累发了芽,
日复一日带着生长的力量,
迫不及待的要呈现在白纸黑字里。
在频繁的采访和无休止的体验中,
严歌苓开启了人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
《七个战士和一个零》。
而后来著名的《天浴》和《少女小渔》,
更是让她在文学界一炮成名,
年,严歌苓就被美国文艺界邀请前去学习。
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而严歌苓用作品让我们看见,
你的每一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
成功只不过来得或早或晚。
严歌苓一动笔,便是三十年。
30年来,她坚持每天坐在书桌前写作六七个小时,
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
在开始创作的时候,
还有过长达34天没睡觉的记录。
除了勤奋的坚持,严歌苓更让人钦佩的,是她对“参与感”严谨认真的执着。
写《陆犯焉识》时,为了写好陆焉识在西北大荒草漠上二十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她赶赴青海,花钱去开座谈会,把劳教干部请来,然后要找人帮忙,找很多关系来了解他们的故事。
《第九个寡妇》以中原农村为背景,她特地到农村去住,看农民怎么起红薯,怎么摘棉花。
写《小姨多鹤》,为了了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和心理活动,她住进了日本长野的一个村子,看到了日本老人是如何跪着端来茶和食品,又如何退着走出去,多鹤的倔强和温柔才有了眉目。
写《老师好美》的时候,她在五六年间几次跑到北京的一所中学做起了旁听生,去学习高中生的语言系统。
《妈阁是座城》是写赌徒的,她觉得既然要了解这些赌徒,就要自己会赌,不然写起细节来心里会没底。于是她又跑到澳门,在赌桌上一路狂输,赌徒没当成,却成了一个失败的赌客。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朋友质疑过她,一下花出去那么多钱,以后能不能挣回来都是问题,可是严歌苓说:我感觉这些故事非写不可,我不写,这辈子就白活了。
这样又煎熬又奔波的写作生活
在外人看来十分清苦,甚至近乎折磨,
可严歌苓却十分喜欢,
这让她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是有浓度的,
有一种比较有凝聚力的精神。
她反而讨厌长久的放假状态,让人变得懒散,
脑子也会逐渐不那么爱思考。
她说自己这点随母亲:
“一天发现自己没干什么有用的事,
没让自己哪怕成长一点点,就慌。”
严歌苓的自律是从小就养成的。
在军队学跳舞时,她每天四点半起床练功,
脚搁在最高的窗棂上,双腿分开,
劈成一条直线,哪怕写信也保持这个姿势,
不到双脚麻木绝不罢休。
这份自律成了一种近乎于本能的习惯。
如今五十多岁的严歌苓身材挺拔,
脸上精致的妆容,是她永远的礼貌和周全。
连交往20多年的闺蜜陈冲都抱怨,
从没见过她不化妆的样子。
她很美,也爱美。每隔一天就游泳米,
和少女一样会因为淘到漂亮的衣服激动不已,
在镜头前总是挺直腰背,没有一刻松懈,
永远神采奕奕地面对世界。
永远精致得体的严歌苓,
在最终的爱情修成正果前,
也曾这条路上跌跌撞撞,历经坎坷。
在严歌苓15岁的那年,情窦初开,
爱上了一个长她许多的军官。
终于有一天她鼓起勇气跟军官告白,
然而军官却严厉的批评了她,
并把这件事情报告给组织,
还当着众人的面骂她。
在那个思想保守的年代,
15岁的姑娘因为懵懂的爱情,
一下沦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不知羞耻,道德败坏,
这样的批判让她差点要自杀,
所幸后来,她把情绪付诸文字,
来对抗一腔苦楚的热血。
年,严歌苓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任丈夫,
——著名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
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同样的写作爱好,
让他们觉得彼此就是自己最适合的另一半。
年,他们结婚了。
婚后一年,夫妻俩便前后出国。
严歌苓去了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写作,
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
聚少离多的生活中,
没有一方愿意为对方妥协,
感情只能以离婚告终。
第一次失败的婚姻让严歌苓长久地陷入了痛苦。
白天高强度的学习氛围,
夜晚辗转难眠,不得不依靠安眠药入睡。
如此高压之下,也不得不继续前行,
她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一边写小说。
这样的日子,她一人撑了很久。
严歌苓曾经说过:“现代人的爱情我不想写,
因为无力、苍白、现代人想得开,
想得开的还叫什么爱情?”
终于,美好如她,
也遇到了那个为了她“想不开”的人。
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
在朋友家准备晚饭的严歌苓
看见一个年轻帅气的美国帅哥站在门前,
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
写着“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
听说,只要一个宿舍里有东北人,
整个宿舍都会很快学会说东北话。
在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工作了两年的劳伦斯,
操着一口流利的东北大碴子味儿中文,
与严歌苓相谈甚欢。
他对她一见钟情,
她对他久处不厌。
恋爱时的两人常互相以英文写情书。
有一次,严歌苓在卧龙发现红桦树的树皮很美,
就在上面写了字,寄给他。
她将情书看做是“一种白纸黑字的结盟”:
“这种结盟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在潜意识里让你一次一次确认爱情。”
无论在作品还是现实中,
严歌苓都非常喜欢情书:
“在这个没有情书的年代,
我对爱情的想象力非常苍白……
那时,接到情书简直就是你的一个节日,
特别私密而盛大的节日。
现在这种可能都没有了,
是不是爱情从生到灭的过程也就短了?”
这样关于慢慢咂摸,细细品味的态度,
锻造了她永远从容不迫的气质。
恋爱一年后,由于严歌苓是中国女人,
而劳伦斯在美国国务院身份特殊,
劳伦斯受到FBI的监控和审查。
美人在身畔,江山又何妨?
为了和严歌苓在一起,
劳伦斯主动放弃了自己外交官的身份。
就在年的秋天,
他们在旧金山结婚了。
年,劳伦斯恢复了职位,被派往非洲。
严歌苓和丈夫开始了旅居生活,
做起了专职的外交官夫人,
她的眼界越来越开阔,
作品也越来越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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