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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部布罗茨基的英语散文集，我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要使用英语写作？前现代的“流放”，或后现代的“离散”，不论使用哪个词汇来指代他的迁徙，在我看来这个事件本身都该是最重要的原因。然而，诗人本人没有这样说；他提供了两种解释，而两种解释看起来都是超越了世俗生活需要层面的精神性原因。在《取悦一个影子》的开头中，他这样说：“当一个作家诉诸于一种有别于母语的语言时，他要么出于必要......要么出于炽烈的野心”，这大概就是我能够理解的上面提到的原因：所谓“炽烈的野心”和迁徙往往有紧密的联系，而迁徙当然也就带来了“必要”。但诗人“理由则与上述个人都不一样”，他“唯一的目的”“乃是使自己等接近我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威斯坦·休·奥登。”因为“对我来说，用英语写作是接近他的最佳途径，从他的角度看问题；接受如果不是他的良心准则裁判，也是英语中任何造就这种良心准则的东西裁判。”“我用他的语言写作所希望的，就是不降低他的精神运作的水平，他看待问题的层次。这就是我能为一个更好的人所做的事：在他的脉络中继续，我想，这就是文明的要义。”[1]这就是说，使用英语是为了向奥登致敬，并用致敬来传承文明。威斯坦·休·奥登而在《一个半房间》中，他则如是解释使用英文的必要性：“我用英语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想使他们获得若干自由空间：这空间的多少则取决于愿意读这篇文章的读者的数目。”因为“国家和俄语之间有某种相似性”；毕竟，“没有任何国家像俄罗斯那样善于摧毁其国民的灵魂，也没有任何手中握笔的人可以修补这些灵魂”，也许除了：这根手中的笔写下的是英语：“但愿英语可以告慰我父母的在天之灵…英语提供了一种与死后生活更好的相似性。”此外，除了可以用英语拯救被他们的母语俄语摧毁了灵魂的他的父母外，英语还可以拯救他自己：“至于我本人，用英语来写这篇文章就如同洗碗碟，可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2]一位（被迫的或自愿的）移民使用移居国的语言，在布罗茨基看来，理由还不够充分，他想和以大多数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他的新读者们分享这种语言给他个人带来的精神上的上升；一方面通过是“精神仍需要一个人来折射它”的那一个人——“不是说这个人因为这种折射而变得神圣，而是说精神变得有人性和可理解”[3]（《取悦一个影子》），嗯，等等，这很像是基督一性论神学观点下的基督——来理解精神与文明，一方面可以帮助未必熟练使用这门语言的死去之人“出逃”。对此我很想听一听其他的跨语言写作者，成功的如高行健，或不那么成功的如昆德拉的观点。但我想，在根本上，这大概是因为，布罗茨基认为英语保证了他的“欧洲性”。阿伦特在《罗莎·卢森堡》中说过：“据我所知这一点只有尼采曾经指出过的——欧洲犹太人的地位和作用，命中注定使得他们成为“好欧洲人”（ParexcellenceEuropeans）。在巴黎和伦敦、柏林和维也纳、华沙和莫斯科的犹太中产阶级们，事实上既不是世界主义的也不是国际主义的，尽管他们中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自己属于这一行列。他们是欧洲人，可以说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不是一个信念问题，而是一个客观事实。”[4]布罗茨基（类似的还有以赛亚·伯林），就属于这一个犹太市民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并且确实重视自己的这种身份，还成功地像他们的许多先辈和同辈一样，把这种身份当作了在“欧洲”解释俄国思想；而面对俄国传播“欧洲”思想的通行证。对他们，以及许多其他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人士来说，这种边缘身份使得他们必须把欧洲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其规定性，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根据这种规定性来让自己被承认为是欧洲人。而如果从他的居住国或地域的问题出发进行他的思考，他将可能永远被当作是一个在民族国家面前因为可疑认同和尴尬身份而小心翼翼的边缘族群。布罗茨基布罗茨基正是非常在意自己的欧洲人身份，同时也清楚自己的这个身份有多么脆弱的。把《小于一》中两篇写一座城市的文章对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写圣彼得堡的《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与写伊斯坦布尔的《逃离拜占庭》（鉴于这两座城市的名字本身就寄托了太多的情感、信念和战斗，我只好都姑且使用它们现行的名字）。彼得堡是彼得的城市，“他不想模仿欧洲；他要让俄罗斯成为欧洲，如同他自己是欧洲人，至少部分是欧洲人”[5]，于是，布罗茨基的家乡彼得堡，成为了俄罗斯开向欧洲的窗口，也就是首先成为了欧洲。因此，对伊斯坦布尔，布罗茨基有话要说：“出生在波罗的海边，在被认为是开向欧洲的窗口的地方，我总是感到对这个开向亚洲的窗口口拥有某种类似既得权利的东西，毕竟我们与它共享一条子午线。基于也许不充足的理由，我们把自己视为欧洲人。同样地，我把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视为亚洲人。”[6]（《逃离拜占庭》，第41节）不是“亲近感”、“认同感”，而是“既得权利”，那恐怕就不是来自这两座城市的共性即“窗口”，而是来自“欧洲”对“亚洲”所拥有的“既得权利”吧。实际上，从《逃离拜占庭》中看出东方主义根本就不需要任何敏感的情绪。和西欧写作者比起来，布罗茨基的这种态度几乎是完全不加掩饰以及不加节制的。这正是一种对“欧洲人”身份高度焦虑的症候。本文第9、11、20、44节，对于景物的书写；本文第23、25、32节，对于所谓“伊斯兰文化特质”的说明；第35节，对于拜占庭-奥斯曼建筑是“冻僵的石头”的嘲弄，还有本文第18节对于希腊（！好吧，现代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文化与精神面貌的同构性并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知识了）景物的书写，以及本文第39节，想象如果帖木儿与巴耶济德如果未曾交战而是联手，“我们现在将会用一只杏仁形、浅赤褐色的眼睛看地图”[7]。当然，他也会偶尔流露出某种反讽：比如第29节中写到汇率极低的土耳其货币：“把物价换成美元、马克、法郎，有些东西在这里实际上是白给。观看没有货币表达方式的人类活动，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无法被估价。那感觉就像某种天堂，某个原始世界”接着他称赞这些在伊斯坦布尔消费的西方人，比醉心东方的各种神秘主义的西方人要好，“在实际的布尔乔亚与精神的布尔乔亚之间，倒不如选择前者”[8]。这里可以理解为，两种实质上都在消费东方的行为，第一种是在消费世界经济体系中边缘和中心间的不平衡，而第二种则是消费“过剩的”东方文化符号，反映的是世界体系中文化资本的不等价交换，这样看来，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后现代”的伪善形式而已。然而，在书写第一种情况时，布罗茨基依然试图把这个社会问题文化景观化，这恐怕就不是反讽所能解释的了。不过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倒不是所有这些，而是第6节中对当时东亚与东南亚外世界各地最常见的黄种人即日本游客的嘲讽：“我背后甚至没有留下在某些墙前拍摄的照片，更别说留些一组组墙了。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比不了那些几乎成了传奇的日本人。（对我来说，再没有比一般日本人的家庭相册更可怖的了：微笑着、矮壮、他（她）都是背向这个世界包含的一切垂直物体——雕像、喷泉、大教堂、高塔、清真寺和古庙等。尤其是佛像，佛塔，我猜。）‘我思故我在’让位给‘柯达故我在’，如同‘我思’在其鼎盛时期战胜‘我创造’。”[9]对于这种卓越的讽刺和纯熟的修辞，我还能分析些什么？还是请尽情欣赏吧（多余的一句话是：如今世界各地最常见的黄种人大概是中国游客了。）不止于此，布罗茨基说：“我必须承认，我心中模模糊糊地把东方与西方视为过去与未来。”[10]（41节）“我来伊斯坦布尔是为了看看过去，而不是未来——因为这里不存在后者：如果还有任何未来的话，它也已经去了北方。这里人们只有一种不值得羡慕的，三流的现在，他们勤奋，但遭到本地历史的强度的掠劫。这里再也不会发生什么事了，也许除了街头骚乱和或地震。”[11]（44节）是的，东方没有历史，黑格尔如是说。“过去”可并不是“历史“，它并不关涉时间，而是空间上的移动，本质上是游牧的，比如本文中第30节作者描述的到的，学校教给了他是“游牧民族”的“实际上从哪里来，似乎没有明确答案”“是什么吸引他们来到博斯普鲁斯的海岸，也不是十分清楚”的土耳其人，“突然间地”，选择在安纳托利亚与鲁梅利亚安顿下来的土耳其人[12]。接下来在第33节，我们看到作者认为奥斯曼禁卫军的头脑中只有“大屠杀”，“‘我大屠杀，故我存在。’”[13]这样的描述完全属于哲学而不是历史；我们有必要告诉布罗茨基，土耳其人出现在安塔托利亚时已经转为农耕几百年了吗？我们有必要和他谈谈，奥斯曼禁卫军作为官吏养成机构的作用吗？恐怕这些都是多余的吧。因为布罗茨基早就想到有人会这么做了，同一篇文章中第37节里，他说到：“我能预见反对之声！..他们会拿出倾盆大雨般的证据和无可反驳的事实…证明在这个领域西方根本就落后于东方，证明空间优胜于时间。或者证明我无疑基于政治理由，以人类学来替代历史。诸如此类，或者更糟。”他对此的态度是什么？“我有必要说什么？…如果我不预见这些反对，我就不会拿起笔…那空间确实是愈来愈不如时间，也愈来愈不如时间亲切。不是因为它较小，而是因为它是一种事物，而时间是一个关于事物的理念。在一种事物与一个理念之间，我永远宁愿选择后者。”他进一步展开：“对时间的意识乃是一种深刻的个人主义体验…这些刻度是极其孤独的活动，孤立这个人，迫使他理解即使不是他的独特性也至少是他在这世上的存在的自主性。正是这，构成我们文明的基础，也正是这，使君士坦丁离开，走向东方，走向地毯。”[14]因为“既没有任何连贯的个人主义传统的本地记忆，更有甚者，也没有这方面的总体记忆”[15]（23节），君士坦丁堡和游牧的东方herd（我们难以分清这么密密麻麻乌云一般从东方地平线移动过来的“群”里面，哪些是人-马，哪些是羊，所以这个词最合适了！）相遇了，所以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街上“如同东方每一个地方，这里有数目庞大、各种年龄的擦鞋者”（11节），他们面目不清，满溢向各条街道，随时准备弯腰低头，这些东方人从他们擦亮的游客们的鞋上的反光里，得到了在短暂的一瞬看清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机会，从而成为了作为“伟大之鞋擦亮者”的“哲学家”（11节）[16]。[美]布罗茨基/《小于一》/浙江文艺出版社/-9不幸的是，布罗茨基就像托洛茨基一样，尽管是犹太人，但已经不再以意地绪语为母语（当然，他比托洛茨基离意地绪语更近——他的母亲来自那个伯林也出身自其中的里加德语群体，而在拉脱维亚，德语族群作为统治民族直到年；在《一个半房间》第12节，他在记载母亲看到带着丰富战利品从中国东北返回的父亲时，特意强调了，穿着“中国连衣裙”的母亲用德语欢呼[17]。）而接受了俄语为母语——而在汉娜·阿伦特的语境里，中东欧犹太知识分子先辈们，一直在以德国和法国，作为“欧洲”的主要思想资源的来源。这些在中欧和东欧各国的阿什肯纳兹犹太资产者和小资产者，往往以德语或德语的方言意第绪语为母语，同时掌握居住国的语言，从而能够快捷地学习和领受德国人的智慧结晶；对此他们争辩说，德国是欧洲思想的山巅；毕竟，海涅的著名诗句“法国人统治陆地，英国人统治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对梦想中天空的主权，无可争辩”不仅可以被理解为自嘲，也可以被理解为自豪，因为在天空中飞翔的当时还不是飞机，而是思想；天空是和“心中的道德律”同构的，待由德国人来破解其奥秘的东西。匈牙利的卢卡奇，波兰的卢森堡，就像德国的马克思一样，以德语写作和思考着欧洲的命运。而用俄语来写作和思考…...好吧，用俄语思考俄国——这没问题；用俄语去处理整个欧洲乃至以欧洲为中心的整个世界的问题——这不可能！当然，曾经有一代俄国人试着做过这样的事，他们进行了“被那些愚蠢的败类称为革命的东西”[18]（《一个半房间》第九节），但这样做的后果呢，布罗茨基简直不屑于去论证，毕竟，他的冷战语境下的英语读者们都“了解”这一点嘛。所以，布罗茨基应该如何证明自己是欧洲人？当他在亚洲旅行、面对亚洲人时，这个问题是多余的；但在北美，面对那个比欧洲还“欧洲”的、作为更好的“欧洲”的世界时，这恐怕就构成了现实的危机。也许，这就需要一种比德语更纯化的“欧洲”的语言，一种产生了布罗茨基心目中的半神奥登等以文学方式而非德国人的“思辨”方式“象征”了欧洲文明的价值与命运的语言；一种在现实的冷战世界格局中完整地留在“自由世界”中，而不像德语已经部分陷落，因而也就具有了拯救自己逝去父母的灵魂的功效的语言，那就是英语。毕竟，“文明沿着子午线移动；游牧民族（包括我们的现代战士，因为战争是游牧民族直觉的回声）沿着纬度移动”[19]（同文第45节），子午线和经线这对“换喻”，其所指其实都是同一的，从南向北或自东向西，都是“文明”威胁的步步紧逼。从伊斯坦布尔到彼得堡，北边的那座城市，就是那个提纯过的，逝去的时间里的拜占庭，是这座城市贞洁的灵魂，而南边的那座城市，则是拜占庭那个渴望东方来客填充的空间，是那个她淫荡的肉身。而在两者中间，正是那个挣扎中的俄罗斯，它的“文明”从北方港口出发的一艘艘“哲学船”里流失，而他的“游牧性”或“战争”则从东方源源注入。所以，“难道我的故国如今不是一个奥斯曼帝国吗——在幅度上，在军力上，在其对西方世界的威胁上？我们如今不是在维也纳墙下吗？难道它不是因其脱胎于东方化得难以辨认的——不，太容易辨认了！——基督教而更具威胁性吗？难道它不是因其更有诱惑力而更强大吗？”[20]“已故的M.苏斯洛夫或现时任何擦意识形态碗碟的人，在哪个方面有别于大穆夫提呢？总书记与帕迪沙赫——或者说，皇帝——差别在哪里？”[21]这种比喻的确可以看出深刻的文学功力——但它们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是现实的？恐怕，只有在冷战中相互的意识形态叫嚣的问题式中，这样的编码才能得到顺利的解码吧。而布罗茨基在这里的叫嚣与其他的叫嚣的区别，除了文学性更强以外，还有什么？也许恰恰就是它在冷战问题式中，表现出了其时尚未全面兴起的“文明的冲突”[22]这种欧美保守主义的后冷战的新问题式的症候吧。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所掩护的欧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总需要维持和更新自己的“敌人”之存在的。[1]约瑟夫·布罗茨基著、黄灿然译：《小于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页[2]上揭书，-页。[3]上揭书，-页。[4]《罗莎·卢森堡》一文见于汉娜·阿伦特著，王凌云译：《黑暗时代的人们》，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8-50页，引文见31页。[5]上揭书，48页。[6]上揭书，页。[7]上揭书，页。[8]上揭书，页。[9]上揭书，页。[10]上揭书，页。[11]上揭书，页。[12]上揭书，-页。[13]上揭书，页。[14]上揭书，-页[15]上揭书，页。[16]上揭书，页。[17]上揭书，页。[18]上揭书，页。[19]上揭书，页。[20]上揭书，页。[21]上揭书，页。[22]参看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译：《文明的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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